宴會上的不速之客（第4/10頁）

這些行為一般都很含蓄：蘇共黨員只是不再支付黨費、參加會議以及執行黨所交予的任務。黨員的流失使蘇共的力量大為削弱。1990年，就是葉利欽退黨這年，蘇共失去了270萬成員，全國黨員總數從1920萬減少至1650萬，因為脫黨而直接減少的黨員數量是180萬。據戈爾巴喬夫事後回憶，在1991年7月1日前的18個月中，共有400多萬，即接近總數四分之一的黨員，或者退出共產黨，或者因為擔任反黨職位，拒絕服從黨的命令，或是拒交黨費而被開除出黨。[9]

這次退黨潮讓共產黨官員們驚慌失措。1991年1月，蘇共中央委員會秘書奧列格·舍寧向加盟共和國和各州共產黨書記發出警告：在1990年的脫黨人員中有許多是工人和農民，這是令人擔憂的信號，因為蘇共一直以這些黨員為榮。更讓人憂心忡忡的是，大批的知識界人士也紛紛脫黨。雖然說，工人通常不願意加入無法給他們帶來多少實惠的政黨，但是，許多知識分子渴望入黨是為了提升自己的事業，成功進入管理層，最終擠進黨和國家官僚體系的最高階層——權貴階層，這一階層幾乎由清一色的黨員組成。不僅在管理層如此，在高校和眾多資金充裕的研究機構中，職位也和黨員身份直接聯系在一起。[0]

1990年秋，裂縫開始出現在蘇聯特權最負盛名的堡壘中——外交服務人員和在西方工作的蘇聯專家。想要得到允許，能在“資本主義天堂”生活以及擁有按照一般蘇聯標準根本無法想象的高薪的話，黨員資格是一項重要前提。盡管許多走出國門的蘇聯人對國家的體制已經大失所望，可是在一段時間內，他們還是把這些顛覆性的想法藏在了對創造出這種制度的國家政權和共產黨忠誠的外表之下。黨組織和蘇聯知識界的關系心照不宣，黨組織接受知識界表面上的宣誓忠誠，知識分子同意宣誓效忠，以此獲得能夠出國工作的機會，可是這種關系在1990年發展到了極限。

葉利欽雖然退出了蘇共，可是，他並未因此而失去俄羅斯議會議長的職務，這就等於告訴了社會精英們，共產黨員的身份不再是展開職業生涯的前提。在1990年的最後四個月中，在日內瓦國際組織裏工作的14位蘇聯官員都脫黨了。組織部在提交給中央領導層的一份備忘錄中匯報了日內瓦的情況。這份備忘錄的起草者充分認識到了在這一新現象背後的意識形態原因。他們相信罪魁禍首就在莫斯科。蘇共中央得知，日內瓦的部分蘇聯人和葉利欽團體以及反對派關系緊密，他們甚至正醞釀在日內瓦建立反對派——“俄羅斯共和黨”的分支。

背叛不止發生在日內瓦。蘇共中央得知跳出社會主義大船的現象不僅在日內瓦十分突出，在紐約、維也納、巴黎、內羅畢的蘇聯外交使館和社區也顯而易見。蘇共中央機關——位於莫斯科的外交部，也表達了外交服務去政治化的訴求。中央官員準備譴責這些知識界特權分子因貪婪無度而發起的造反。根據蘇共中央的備忘錄，這些前共產黨員拒絕用“硬通貨”支付黨費，僅僅因為他們認為，這麽做給自己的收入增加了額外的稅負。這麽說也有據可循，因為這些在蘇聯國際組織工作的官老爺們，確實對政府把他們收入的大部分予以沒收而普遍心存不滿。他們被要求把硬通貨收入上交給蘇聯海外代表處的財務部門，但許多人拒不執行。

有些人根本不想回國。在1989年到1990年，據備忘錄記載，有7位在日內瓦工作的官員在任期已滿後，拒絕回到蘇聯。而且，他們私自簽訂了合同，繼續留在海外工作。這些“背叛者”拒絕和蘇聯駐日內瓦外交使館保持聯系，也不接受使館管理人員的命令。在蘇聯對外服務機構和在國際組織工作的蘇聯人中發生的反叛，表明蘇共已經無法使這些在意識形態方向對蘇聯幻想破滅的管理階層行動一致了。一旦得到肥差的人不再申請入黨，而且開始脫黨的話，蘇共的厄運就開始了。[1]

葉利欽的退黨沒有讓他失去任何特權。他宣布退黨時，已經是俄羅斯議會的領導人了，他擁有豐厚的薪水、寬敞的辦公室和配有專職司機的豪華轎車。事實上，他並不是第一位在新的民主機構中任職的前蘇共官員。最初這麽做的人是來自高加索地區和波羅的海加盟共和國的蘇共官員，事實上，他們在1990年夏就開始反對中央了。

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同僚針對之前的政治制度進行民主改革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即從中央開始改革，並沒有贏得公眾多少支持。相反，他的改革使得蘇聯各族人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從而威脅到蘇聯通過武力而達成的統一。戈爾巴喬夫與他的國內外支持者和反對者都以為蘇聯的民族問題已經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