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0章 哪有這樣的好事兒

進入東漢後，中國進入了鄉紳地主結合儒家理論作為領主的封建領主時代，東漢開始叫豪強，兩晉隋唐以後叫士族。

他們依靠宗族的實力和儒家的理論建立獨立的領地，在宗族的領地中使用私法私刑，把持朝政，把持地方政權，把持官員的推選，所以這是中國特有的“封建制度”。

中原華夏王朝，每朝開國之時，士紳免稅確實有效的團結了一部分人。這種制度的優點是中央政府強大時穩定性好，士紳宗族讓王朝的統治成本降低，但是士紳免稅制度，卻成了最大的弊端。

隨著時間的遷移，不納稅的士紳集團為了自身的利益，勢必會瘋狂的兼並土地，久而久之，大量在開國時期獲得了土地的農民又變成了佃農，變成了無土之人，一個朝代也開始逐漸崩壞。

憑借免稅制度，富裕起來的士紳集團成為朝堂的代表。透過科舉制度進入朝廷，拉幫結派影響朝廷的政策。

所以士紳免稅制度，也是中原士紳集團的根基。遠東公司的土地改革和稅務改革，對於士紳集團來說，就是動他們的命根子，他們當然要極力的阻擾。

而想要真正的進行這兩項改革，土地普查工作就變得尤為重要。土地普查的勝利結束，也意味著遠東公司在中原北方各地土地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接下來稅務改革辦公室，也要將工作重心向中原各地基層轉移。稅務改革辦公室前期的工作，開展的非常順利。畢竟遠東公司在進入中原之前，就已經在大明各地布局，建立了完善的商業系統，輻射整個大明各地。

而且公司在大明的商業系統，是由遠東公司情報部負責管理，大明各地的遠東商行，其實就是的情報站，所以對大明各地的商業情況非常了解，甚至還和眾多大明商戶有些牽扯不清的關系。

而正是通過梁玉潔對遠東商行的改組，才使得遠東商行逐漸改變了情報為主，經營為輔的格局，使得遠東商行慢慢成為公司主要的幾個錢袋子之一。

尤其是在崇禎大旱期間，大量流民湧入遼東，流民在大明的大部分物資幾乎都是遠東商行，盡最大努力籌備的，極大的緩解了遠東公司糧食、物資短缺的情況。

因為對各地的商賈巨富的情況非常了解，而且情報部在公司入主中原之前，也做了大量有針對性的準備工作，使得稅務改革辦公室的初期工作，開展的極為順利。

大明各地的豪商巨賈，身後站的都是士紳官僚和皇族貴戚，他們利用種種特權而經商開店，占用通衢要市而設肆、開設官店以邀集商賈囤積貨物、借用行政特權挾帶商船私貨，而且不用繳納商稅。

大明朝堂的官僚普遍經營商業，民間商販如果要想有從事商業，並在商場上立足，就必須投靠這些權豪勢要借官府之名色。

而一般小商販和更多的普通百姓，則因為此類加倍的盤剝而瀕於破產，使得“村鎮負擔者俱困”、“倍尅於齊民”。而這也是這個時代權力集團經營商業的通則。

大明一朝，除了皇帝、貴戚經商，明朝制度規定四品以上官員禁止做買賣，不許與民爭利，但這一條始終行不通。

事實上是官愈大，作買賣愈多愈大。比如首輔徐階大規模經營商業的同時，還通過手中的權力直接控制和侵漁地方和中央財政稅收，家中“多蓄織婦，歲計所織，與市為賈”。

朝廷要員這種以自己手中的政治和財政等大權作為家族經商牟利靠山，非常典型地說明了“權力經濟”體制與近現代商品經濟體制的悖逆。

“官愈大，作買賣愈多愈大”的權力法則，也使得明代後期發展極盛的士紳經商浪潮，自神宗以來，黷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來於此矣。萬歷以後，天下水利、碾硙、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為常事矣！

士紳階層對於天下幾乎一切重要市場資源的壟斷，已經發展到“相沿以為常事”的駭人程度。商人為了利益最大化，所以通常“托庇於官僚政治之下，積極參與政治”，這也是這個時代商人階層，安身立命和爭取商業經營空間的主要出路。

與西方中世紀後期城市經濟興起時商人階層對獨立政治地位的追求相反，秦漢以後的歷代中國商人都把鉆營附庸政治權力作為自己存身發財的門徑。

商人們不僅靠賄賂官吏而使自己得到逃稅減稅，更一進步通過科舉制度滲透到政府當中，極力爭取對自己家族和階層有利的政策，阻止對自己階層不利的政策，乃至搞臭阻礙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官員、宦官，甚至皇帝都不能幸免。

大明歷代皇帝都窮得要死，只要皇帝一要求加收商稅，朝廷百官和各地的士紳官僚，必會群情激昂“為民請命”，什麽藏富於民啦，不與民爭利啦，並引經據典的大肆批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