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歐洲最景仰的中國醫生（第2/4頁）

這時期的張仲景，開始了自己的學醫之路。他的老師張伯祖，是個非常稱職的老師，不但教他醫術，更常年帶他在外行醫。張仲景本人也勤於學習，醫術進步很快，當時張仲景的一個同鄉就斷定張仲景的身上沒有官宦之氣，外加他才思敏捷，思慮周密，只要靜下心來研究醫術，他會成為一個偉大的醫生。事實也照著他的預想進行，20出頭的時候，張仲景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張伯祖開始讓他獨自行醫，在病人的評價裏，他這時候的醫術，已經追上了他的恩師。

但是被認為不適合做官的張仲景，在他學醫的關鍵時期，卻不得不暫時放下學醫去做官了，原因，還是來自張仲景家庭的壓力。張家世代為官，張仲景的幾個兄弟死於疾病，張仲景的父親，希望張仲景能入朝為官。在父親的反復教訓下，張仲景為了“孝道”，最後屈從於家族的壓力，東漢靈帝在位的時候，張仲景參加了“孝廉”考試。東漢的舉孝廉制度，被舉孝廉的人都有官做，但需要參加考試來考核能力。張仲景的考試成績不差，因此成了長沙太守。可張仲景卻把太守一職，做成了一個醫生，他到長沙之後，除了忙碌公務之外，其他時間就是研究醫術和看病。那時候的長沙，屬於“煙瘴之地”，即疾病多發的地區，當地經濟落後，瘟疫橫行。張仲景到長沙後，就接連趕上當地的瘟疫，作為太守，張仲景主動配藥，並且在衙門門口熬好藥湯，義務分發給老百姓。到了後來，他幹脆在當地的衙門裏坐堂，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兩天，當地的百姓都可以到衙門求醫，這種行醫方法，也讓他有了個綽號：坐堂醫生。

張仲景醫術的精進，就是在他任職長沙期間，除了因為長年行醫的經驗外，他還認識了許多當地的名醫，對能夠幫助自己的名醫，他都虛心求教。比如當地著名的神醫“王神仙”，在治療毒瘡上有建樹，他就不顧路途遙遠，跑到其居住的襄陽去求教。進入公元3世紀後，北方的內戰越演越烈，張仲景的官當不成了，他開始撰寫自己醫學生涯裏最重要的著作——《傷寒雜病論》。這是他經過幾十年行醫，總結出的治療傷寒疾病的辦法，在整個中國中醫歷史中，這是第一部真正找到攻克傷寒疾病方法的書。

這套書的寫作地點，是嶺南地區，辭官以後的張仲景，長期生活在這裏。中原的戰火當時並沒有波及到嶺南，這也讓他有了比較穩定的寫作環境。後來，他又完成了《辯傷寒》十卷。他一生著作甚多，但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他對傷寒疾病的研究，連後來掙紮在黑死病中的歐洲也受益匪淺。歐洲最早的治療黑死病的方法，就是通過到過中國的阿拉伯人，翻譯過來的《傷寒雜病論》一書。歐洲學者李約瑟曾贊嘆說：“他是一個拯救了歐洲命運的人。”

張仲景在其撰著的《傷寒雜病論》中，首創辨證論治臨床診療體系，這是中醫學的一次偉大的劃時代變革，對後世醫學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可以毫無疑問地說，張仲景是傳統中醫學的奠基人。

當代醫家以及史學家在論及張仲景對祖國醫學這一重大貢獻時，總是強調這是醫學發展的必然，給人以水到渠成之感，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時代背景和張仲景的個人因素。

論及張仲景寫出《傷寒雜病論》的時代因素，原因很簡單，每個人都不能脫離時代而孤立存在，正所謂時代孕育偉人。張仲景所處的時代對其創作既有有利的方面，又有不利的方面。

首先，春秋戰國至秦漢中醫學發展很快，中醫名家輩出，戰國時的扁鵲(秦越人)，西漢時的倉公(淳於意)，與張仲景同時代的華佗，都可謂是“妙手回春”之士。眾多的名醫為中醫學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黃帝內經》的問世，也標志著中醫學理論體系初具規模。與此同時，中醫的診斷方法、治療手段、藥物種類都在不斷地完善和發展。這一切都為張仲景創作《傷寒雜病論》打下了堅實的醫學基礎。

其次，由於張仲景的士人身份，東漢儒學的發展與士人的特征也是對其影響較大的因素。西漢儒學以今文經學為主，其治經的主旨是闡發經書中的“微言大義”，到了東漢，古文經學逐漸擡頭，強調考據、訓詁，講究嚴格的推理過程。這種學術流派的變化為學術研究從隨意向嚴謹過渡提供了條件，而這種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是自然科學研究所必需的。東漢的儒士與西漢的儒士相比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西漢儒士重學問、輕品德，追求功名利祿，東漢的儒士崇尚節義，忠君愛民，這直接影響了士人的政治表現。張仲景在《傷寒論•自序》中所言“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正是這種社會責任感的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