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武財神（第2/3頁）
從這幅畫上的大炮的細部特征來看，這些大炮就是贛軍裝備的180毫米重型榴彈炮。
楊朔銘將畫翻到了第三頁，畫面上描繪的是一群雙翼飛機，機首的機槍噴吐著長長的火舌，正向地面上的日軍士兵掃射，日軍被打得人仰馬翻，四散奔逃。
“大總統對瀚之為贛軍配備的這些武器極為贊賞，”陳宦說道，“大總統說，這些武器顯示了我華夏的科技力量，也是我國得以戰勝日本的力量源泉。”
“如此先進武器，如能現身異域，當可壯我國威，使列強不敢小覷我國。”王士珍說道。
“大總統為了讓‘參戰軍’盡快成軍，打算借才贛省，抽調贛軍部分官佐及武器裝備入‘參戰軍’，但山東臨近日本海面，贛西又接近福建，為防範日軍侵犯，又不能過份削弱贛軍，”陳宦緊盯著楊朔銘的眼睛，說道，“如今確是兩難，瀚之看有沒有什麽好辦法？”
“我在贛西雖然打下了一點底子，但生產小型槍炮和飛機還可以，重炮和這鐵甲戰車，都是將圖紙發到美國，在美國各廠訂購後組裝運回來的。”楊朔銘說道，“為今之計，就是一面整合國內各廠，加緊時間生產槍支彈藥，重炮和艦船等重型武器，仍在美國訂購。”
“在美國訂購這一塊兒，瀚之應該是有路子的，只是這錢的來源難以解決。”王士珍有些惱火地說道，“外國銀行團上一次借給咱們的錢，除去折扣，實際到手的根本沒有多少，贛寧之役後基本就沒了，這一次他們想要讓咱們出兵，貸款利息還這麽高，簡直就是在卡咱們的喉嚨。”
聽了王士珍的話，楊朔銘和陳宦相對默然。
楊朔銘當然知道，王士珍說的是哪一次的事。
在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之後，由於中國政府的財政困難，外債累積達1100萬英鎊，於是袁世凱向外國銀行團進行了“善後大借款”（這些錢主要用於抵還外債和政府日常開支，並不是用來向革命黨人開刀的軍費），但列強出於加強對中國的控制的目的，有意通過政治借款來操縱中國政局，因此“善後大借款”條件嚴酷，這次借款的期限特別長，達四十七年，為從來所未有，借款總額為2500萬英鎊，但借款折扣很大，中國政府實收八四，實得2100萬英鎊，年息高達5厘，累計須付息達42853597英鎊。利息總額竟達實收額的二倍，而按實收額計算，實際利率高達年息5.95％。根據合同的規定，善後借款的主要部分用來抵還外債和準備賠償外國人在辛亥革命中的損失之用。計歸還“庚子賠款”287萬英鎊，不久到期的外債約139萬余英鎊，預備賠償外國人因革命所受損失200萬英鎊，共計約1078萬英鎊，占實收額的一半還多。轉手之間，銀行團在外國金融市場上募集的款項，仍然落入了列強的腰包之中。而袁世凱政府能用於行政的經費，只能供六個月之需，轉瞬即盡。對中國政府來說，“善後大借款”是一次高利盤剝，列強通過對善後借款用途的稽核，通過對審計院的幹預，也就監督著中國的財政；而通過中國的財政；而通過監督和控制中國財政，列強就可以達到操控中國政局的目的。
而這一次，列強既要求中國出兵，卻又在借款利息和折扣上作文章，最終目的，仍然是害怕失去對中國財政的控制權。對此，中國國內的有識之士也看得非常清楚，一位記者曾經在報紙上憤慨地說道：“外國銀行團最為無理之行動，即在屢次迫我取消別國借款，及既經取消後，則彼又不肯付款。……此次彼欲我國出兵，而論及兵費，又一毛不拔。一國至受人欺淩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也。外國銀行團今已純粹一外交性質，綜言之，即外國國際保證監督中國財政之委員會，並殖民銀行之總匯是也。”
“請王老和陳次長轉告大總統，這錢的事，我來想辦法。”楊朔銘突然說道。
聽了楊朔銘大包大攬的話，王士珍和陳宦全都吃了一驚，二人用驚疑不定的目光看著他，仿佛他吃錯了藥一樣。
“瀚之打算怎麽做？”王士珍問道。
“向美國人貸款好了。”楊朔銘知道他們倆已經讓自己剛才的一句話給嚇怕了，微微一笑，給出了答案。
“上一次美國方面不滿英法俄日借貸款控制我國財政，已經宣布退出外國銀行團。”楊朔銘說道，“美國人這麽做，也是想鼓勵國內財團對我國投資，同英法俄日等國相抗，咱們現在不妨利用一下這個機會。”
聽了楊朔銘的建議，王士珍和陳宦對望了一眼，久久沒有說話。
在威爾遜連任美國總統之後。美國國內各大財團曾就關於美國政府對華投資的有關政策提出了質詢，美國政府隨後發表聲明，撤消了對美國財團參加“善後大借款”的支持，美國財團於是宣布退出外國銀行團。這個被稱作“威爾遜宣言”的美國政府聲明，表面上是出於“道義”上的理由，即所謂“借款的條件近乎損害中國本身的行政獨立”，但實際上，則是因為美國在銀行團內的處境孤立，並對俄國和日本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劃分的強烈不滿，為貫徹美國一直以來倡導的“門戶開放”政策打入中國市場，美國政府才決心退出銀行團。所以這個聲明中說：“現在的合眾國政府將鼓勵並支持為給予美國商人、制造商、承包人及工程師以銀行的及其他金融方面的便利所必需的立法措施，他們現在是缺乏這些便利的。而如果沒有這些便利，則他們與他們的工商業方面的對手們比較起來，將處於一種極端不利的地位。這是現政府的責任。這是它的公民在開發中國方面的主要的物質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