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林琴南書（第2/2頁）

次考察“白話是否能達古書之意”。大學教員所編之講義，固皆文言矣，而上講壇後，決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於白話之講演，豈講演之語必皆編成文言而後可歟？吾輩少時讀《四書集注》，《十三經注疏》，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為類似集注、類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輩其能解乎？若謂白話不足以講《說文》、講古籀、講鐘鼎之文，則豈於講壇上，當背誦徐氏《說文解字系傳》，郭氏《汗簡》，薛氏《鐘鼎款識》之文，或為編類此之文言，而後可必不容以白話講演之歟？

又次考察“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為文言。小仲馬、叠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為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所譯高出於原本乎？若內容淺薄，則學校報考時之試卷、普通日刊之論說、盡有不值一讀者能勝於白話乎？且不特引車賣漿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識丁之宗室，其能說漂亮之京話，與《紅樓夢》小寶玉黛玉相埓，其言果有價值歟？熟讀《水滸傳》《紅樓夢》之小說，能於《續水滸傳》，《紅樓復夢》之外，為科學哲學之講說歟？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誠然，誠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為胡適之、錢玄同、周啟孟諸君，公何以證知非博極群書，不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交藏拙者？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文字學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所能解。然則公何寬於《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於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1]

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左：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挾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離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漿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為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挾妓、奸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

此復，並候著祺！

八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敬啟

注釋

[1]叠更司——通譯狄更斯。

閱讀延伸

《蔡孑民先生言行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