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胡適

題解

五四運動以後，以激烈的政治手段徹底改造中國社會的觀點日益高漲。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他認為“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器都能做的事”。胡適主張“多研究些問題”，主張一點一滴地進行改良。這篇文章掀起了學界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很多著名的學者都卷入其中。這場論爭影響了中國的歷史走向。時值今日，“問題與主義”依然是需要國人深深思考的難解之題。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麽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麽？”

“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麽意義。應該用什麽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麽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麽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主義來欺人。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裏。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裏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裏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裏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個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有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