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勇氣（第2/3頁）

（二）生活的素養。僅有知識的陶熔還不夠，必須更有生活的素養。西洋哲學家把簡單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聯在一起說，實在很有道理。沒有簡單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發揮的。社會上有些壞人，並不是他們自己甘心要壞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標準，一時降不下來，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虧。那占有欲（Posses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個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時候，有兩個大臣相約殉國。兩個人說好了，一個正要辭別回家，這位主人送客出門，客還沒有走，就問自己的傭人豬喂了沒有。那位客人聽了，就長嘆一聲，斷定他這位朋友不會殉國。他的理由是世間豈有豬都舍不得，而肯自己殉國之理？後來果然如此。中國還有一個故事，說一個貪官死去，閻王審問他的時候說：“你太貪了，來生罰你變狗。”他求閻王道：“求閻王罰我變母狗，不要變公狗。”閻王說：“你這人真沒有出息，罰你變狗你還要變母狗，這是什麽道理？”他說：“我是讀過《禮記》的。《禮記》上說：‘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所以我要變母狗。”原來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讀“母狗”，以為既可得財，又可免難。這雖是一個笑話，卻是對於“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欲者一個最好形容。須知一個人的行動，必須心無所蔽，然後在最後關頭，方可發揮他的偉大。這種偉大，就是得之於平日生活修養之中的。

（三）意志的鍛煉。普通的生活是感覺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屬於聲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種境界，只有特立獨行的人才能過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堅韌不拔的操行，所以“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他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動搖他的信念，而他能以最大的決心，去貫徹他的主張。他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挾長，不挾貴”，而在這個年頭，更能不挾群眾，而且也不為群眾所挾。他是堅強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境愈困難，而他的精神愈奮發，意志愈堅強，體力愈充盈，生活愈緊張。凡是脆弱的人，最後都是要失敗的。辛亥革命的時候，《民立報》的一位編輯徐血兒，以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篇》，慷慨激昂，風動一時。等到二次革命失敗，他便以為天下事不可為了，終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為真正的“血兒”。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養的結果。至於曾國藩一生卻是一個堅強意志的表現。他辛辛苦苦，接連幹了幾十年，雖然最初因軍事敗衄，要自殺兩次，但是他後來知道困難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堅強的意志去征服困難，才有辦法，所以決不灰心，繼續幹下去，等到他做到了“忍”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臨危的訓練。一個偉大的領袖和他的偉大的人格，只有到臨危的時候，才容易表現出來。世界上哪一個偉大的人物，不是經過多少的危險困難，不為所屈，而後能夠產生的？俗語說：“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煉。”修煉的時候，是很苦的。時而水火，時而刀兵，時而美女，一件一件的來逼迫他，引誘他。要他不為所屈，不為所動，而後可以成佛。這種傳說，很可以形容一個偉大人物的產生。張睢陽臨刑前說：“南八，男兒死耳，不為不義屈。”這種臨危的精神，是不因為他死而毀滅的。黃黎洲先生在他的《補歷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說：“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雲：‘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這段沉痛的文字，豈僅指危素而言，也同時是為錢謙益輩而發。要知不能臨危不變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只有強者才不怕危險，不但不怕危險，而且愛危險，因為在危險當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發揮。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偉大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積極表現道德的勇氣的。十年以前，我和蔣先生閑談。我說，我們何必多提倡亡國成仁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諸位呢？蔣先生沉默了一會，他說：“文天祥不可以成敗論，其百折不回，從容就義的精神，真是偉大！”我想文天祥的人格、行為，及其留下的教訓，現在很有重新認識的必要。

文天祥最初不見用於亂世；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時候，才帶新兵二萬入衛。元朝伯顏函相兵薄臨安，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講解”。他以抗爭不屈而被拘留。他的隨從義士杜滸等設計使他逃出。準備在真州起兩淮之兵，又遭心懷疑貳的驕兵悍將所扼，幾乎性命不保，逃至揚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饑餓得不能走了；杜滸等募兩個樵夫，把他裝在挑土的竹籃中擡出。航海到溫州起兵，轉到汀州、漳州，經廣東梅州而進兵規復江西。漢奸吳浚來說降他，他把吳浚殺了。江西的會昌、雩都、興國、撫州、吉安和廬陵的東固鎮，都有他的戰績。他的聲勢，一度振於贛北和鄂南。兵敗了，妻子都失陷了，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閩粵之間起兵，又由海豐、南嶺打出來，在五坡嶺被執，自殺不死，路過廬陵家鄉絕食不死；解到燕京，元人起初待以上賓之禮說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誘他，他總是不屈，要求元朝殺他。若是不殺他，他逃出來，還是要起兵的。元朝也為這個理由，把他殺了。他在獄中除了作《正氣歌》之外，還集杜詩二百首，這是何等的鎮靜！何等的從容！他就刑時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幾句話，不特留下千秋萬世的光芒，也是他一生修養成功的“道德的勇氣”的充分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