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風霽月 和而不同李濟與胡適的相濟與不適（第2/6頁）
胡適的上述兩封抗議信經過同盟北平分會的執行委員成舍我、李濟、陳博生傳閱之後，由成舍我用航空快郵寄往上海。信中胡適表示“是絕對不能參加這種團體的”。然而不待他退出，同盟就於3月4日將他開除了。胡適被開除後，李濟以及四十余位教授、校長組成的同盟北平分會也在3月28日停止了活動。從蔡元培、林語堂二位在2月13日致胡的信中可以證實，他們已及時收到胡的長信。這就間接證明，李濟與成舍我、陳博生三人是同意了胡適信中的意見的；否則就會把信留下，要求執委會討論。因此可以推斷，他們三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或默認胡的長信的最後一段話的精神，願與胡適共進退。
以上只是胡適與李濟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思想上的契合。他們彼此真正地了解，是即將離開大陸前的1948年，在武漢共同度過的幾天日子。那年10月，李濟應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之邀，與北大校長胡適聯袂赴武漢講學。《胡適日記》中寫道：“1948年10月1日早七點出門，邀了李濟之同到國際聯歡社，與周鯁生、熊□□（此處原文為方框“□”）同到招商局碼頭，搭小火輪上江泰輪船。十一點後，始開船。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夜，自南京坐輪船往漢口，到今天已十一年。”李濟在武昌和漢口作了兩次演講，題目分別是《青銅時代之初期》和《日本一個月》。當胡適、李濟兩人同時出現在武漢大學講壇上時，大禮堂擠滿了聽眾。校長周鯁生站在講台正中，環視全場，微笑致辭：“我們今天請來了兩位貴賓，一位是北大校長胡適先生，姓胡名適、字適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姓李名濟字濟之。他們兩位的名和字是不謀而合啊！胡適校長昨天跟我開玩笑說我把他們兩人‘押上（珞珈）山’來了！大家知道，我對考古學是一竅不通，好在胡適校長是無所不通，現在就請他代勞給大家介紹一下李濟之教授，好不好？”……7
此行的朝夕相處，胡適曾向李濟介紹了一些生活小常識，比如建議演講前的一頓飯，只能吃半飽，否則會造成不適，可以喝少許一點酒或許有益，還講到怎樣才是正確的刷牙方法等。當時，他們比鄰而居，共用一個浴室。有一天李濟問胡適，你這麽累，何不洗個熱水浴？胡回答，太累了，洗完後沒有精力再去擦浴盆，又不想麻煩工友，免了吧。“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荀子言），李濟反躬自省，自己似乎就沒考慮得這麽細微。總之，這是一次愉快的學術之旅，只是無論李濟還是胡適，當時誰也沒有料到，這是他們在大陸最後的光影。
李濟、胡適、董作賓、芮逸夫（從右到左）視察台灣“中央研究院”籌建院址。
1948年年底，李濟隨中研院押運文物去了台灣。第二年，胡適去了美國。
20世紀50年代初，胡適常到台灣講學。1952年至1953年間，李濟正在寫一篇研究殷墟出土的一座石雕人像的論文，因缺乏參考材料遂向胡適求教。胡適介紹他去翻閱朱子的《跪坐拜說》，李濟後來一查果然有用，從而完成了《跪坐蹲居與箕踞》一文，弄清了中國人跪坐的歷史。李濟由此對胡適的學識淵博和讀書用功深感欽佩。胡適對李濟的這篇考證文章也報以好評。
1957年秋，朱家驊請辭中研院院長一職。年底，該院評議委員會投票，選出胡適。蔣介石簽署院長任命書，並致電催其盡快到任。胡適回電稱病，要求先任命李濟為代院長，得蔣允準。到1958年春，李濟領導的該院第三屆院士大會籌備工作告一段落，胡適始到任履新。院長一職，因有李濟慨然“濟之”，遂有胡適欣然“適之”。西方有一則寓言：兩只刺猬在寒冷的冬天，要相依取暖，相互間得保持適當的距離，若距離太近，各自的刺或將對方刺得鮮血淋漓。胡適與李濟原來遙相輝映，從此成為同事，會不會也有“刺猬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