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谷煩冤應夜哭 天陰雨濕隔天涯激流中的曾昭燏（第2/7頁）

曾昭燏到達柏林的那天，突聞盧溝橋事變爆發，她“感覺沉悶憤激”。直到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的消息傳來，她才“以萬分振奮的心情，注視這戰事的發展，而且慎重地考慮自己能在這抗戰中做些什麽事”。1938年9月，曾昭燏舍棄在倫敦大學考古學院任助教的優裕條件，離開英國，經德國到法國乘海輪回國，同船的還有費孝通、楊周翰等人。他們從香港經越南10月29日始抵昆明。11月，曾昭燏欲回湘迎接母親，後在桂林，母女倆竟意外重逢。

1939年1月曾昭燏攜母到達昆明。她來到城郊龍泉鎮的中博院，擔任專門設計委員。此時的中博院，可謂考古學的重鎮。曾昭燏與倫敦大學考古學博士吳金鼎及夫人王介忱等，“所從事的田野工作及其方法正代表了當時英國甚至可以說是世界的較高水平”。信心滿滿的李濟擬訂了一份西南考古計劃：“過去十余年來，華北考古之結果，證明中華遠古之文化，確有一部分來自西南，吾人為欲了解全部中國文化之淵源起見，現擬按照下列計劃，從事西南考古。

曾昭燏（中）1938年在德國柏林。

茲擬實地調查西南古跡，頒藉吾人所熟知之漢族遺物為線索，先求漢族遺跡之分布，再就地層先後，以推求漢化以前之他族文化，及漢化後所產出之特色……”3他派吳金鼎先去滇西摸底。吳金鼎11月中旬出發，經大理、鄧川、洱源、鶴慶、麗江、濱川諸縣，在大理境內發現了數處史前遺址。

1939年春，吳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三人組織發掘團，前往大理調查古跡。洱海之濱蒼山腳下，他們就地招聘白族青壯年四十多人參加田野發掘， 自3月開工，一鼓作氣完成馬龍佛頂峰的發掘。“於此萬裏投荒，絕聖棄智，反易安詳。”閑暇之時，曾昭燏寫了幾首小詩，茲錄其《寄懷子淋約廉柏林》，詩曰：

金袂淩風絕世姿，參天雕柱亦威儀。

一城芳草終季綠，惆悵無繇共賦詩。

喪亂飄流各海涯，月明同動故園思。

秦鬟妝鏡今猶昨，休話莫愁夜泛時。4

11月23日，尚在佛頂峰考古工地的曾昭燏，忽得母親病亡的電報，頓時如五雷轟頂。“傷哉！遂為無母之人，此生尚有何趣味也！”她急赴昆明，為母親吊喪。此時，昭掄、昭鏻、昭楣均在昆明，昭承、紹傑也從重慶趕來奔喪，唯有在北平協和醫學院攻讀博士的昭懿遠在北方，無法回來送別母親。曾昭燏淚眼和墨寫下祭文，內中有“烽燧滿天，鄉邦難返，謹奉遺體暫厝昆明近郊，一俟寇氛肅清，江南底定，當扶柩而北歸，庶合葬於先壟”等願語。1940年1月2日，曾氏兄妹將母親葬於龍泉鎮瓦窯村的右山上。1月14日，曾昭燏即忍悲吞泣返回大理考古工地。直到2月15日，始完成在大理馬龍、佛頂、中和、龍泉等遺址的考察，共發現新石器時代至漢、晉和南詔大理國時期文化遺址三十八處，以及南詔大理國以來的古墓葬十七座。此次考古發掘的收獲，“證明此次在大理之發現，實代表一特殊系統之史前文化，似可與黃河流域之仰韶、龍山兩文化並列。此文化之初次發現，即在點蒼山與洱海附近，故定名曰‘蒼洱文化’”；“足證其與中華遠古之其他文化有相當關系”。返回昆明，他們開始整理發掘出土物，撰寫發掘報告。戰亂之時，何處安放平靜的書桌？直到1942年，曾昭燏、吳金鼎、王介忱才聯合署名出版《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其中“點蒼山下所出古代有字殘瓦”一章，由曾昭燏執筆，全書的英文摘要亦由她撰寫。由於當時印刷條件極為困難，全書數十萬字均由她用毛筆謄寫，在李莊石印出版。後人評說：“這本書對研究雲南地區的遠古文化及大理國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資料，且有開創性的功績。”51940年，日機轟炸昆明，中博院與中研院史語所等單位將遷往四川南溪縣李莊鎮。行前，曾昭燏“陪仲兄（曾昭承）往拜母親墓，於瓦窯村一帶山上徘徊甚久”。

1940年11月底，中博院遷到李莊。1941年2月，曾昭燏被任命為中博院總幹事，襄助主任李濟，負責日常工作。中博院繪圖員索予明回憶：

我的頂頭上司曾昭燏小姐，她是一位工作十分認真的主管……她學識好，能力高，受到傅斯年賞識，禮聘進入中博院。三十八年抵台，胡適之先生到了台中，就詢問：曾小姐來了沒？沒有來，好可惜，那是個人材啊！這是大家對她的評價。我認識的曾小姐：幹練，有抱負，外文好，工作嚴肅又認真。我們尊敬她又怕她，跟她在一個辦公室裏工作，除了跑廁所，差不多都坐在位子上工作，一點都不敢偷懶馬虎。曾小姐也是位考古學者，她的考古工作做得十分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