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剛至柔 至情至性傅斯年與家人（第2/7頁）

1936年1月28日，傅斯年移家南京。不久，中研院總幹事丁文江去世，代理院長朱家驊赴任浙江省省主席。於是，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傅斯年受命代理中研院總幹事。他讓俞大綵攜兩歲幼子，去江西廬山牯嶺投奔嶽父。又轉托史語所一位職員，護送母親前往安徽暫居。留守金陵的傅斯年開始忙碌於組織搬遷，轉運文物圖書等萬千頭緒。曾侍奉傅斯年母親一路逃難的朱仲輝寫道：

當南京空襲日頻之下，傅先生忙於公務無法陪侍老太太避難同行，遂托專人護送老太太至安徽歙縣暫住。南京淪陷後，才輾轉由陸路逃至漢口，歷時廿余日，備極勞累，沿途辛苦，老太太每談及，必感謝護送人之殷勤勞苦。斯時老太太年已七十以上，雖長途勞累，終能平安健康地住在了長沙。傅先生每言老母逃難之事心實不安，說幸能平安至後方，否則將何以對祖先。4

撤到長沙，史語所寄駐在城東的聖經學校和韭菜園子。1937年11月24日，日機首次轟炸長沙，淒涼的廢墟和燃燒的煙火，又在催促流浪者繼續逃離。此時，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後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語所、中博院與中國營造學社也隨之同遷。

1937年12月，傅斯年率史語所歷史組岑仲勉、全漢升、勞榦、王崇武等在長沙聖經學校。

1938年春，遷到昆明的史語所，分住城裏拓東路和靛花巷兩處。傅斯年致函代理所務的李濟：“同仁幾全到昆明，大可安定矣。在雲南總是‘羈旅之人’，理當‘入門而閟禁’。同仁遷移安適，至慰。弟意在昆明可作長久想。所址租地以全租為宜，臨大（聯大）如建築，似可入一股……”5秋天，傅斯年攜妻子來到昆明，與史語所歷史組主任陳寅恪同住靛花巷宿舍。傅家住一樓，陳家住三樓。他們既是留學歐美的同窗，又是姻親（俞大綵是陳寅恪的表妹）。為躲避敵機轟炸，人們在樓下空地挖有防空洞。每次警報一鳴，眾人爭先恐後往樓下跑，傅斯年卻拖著肥胖之軀往樓上沖。他擔心陳寅恪視力微弱，行動不便，每次總是把陳寅恪攙扶下來，送進防空洞。陳寅恪曾苦中尋樂地撰寫過一副對聯：“見機而為；入土為安。”

1938年9月28日，昆明再遭轟炸，死傷無數。城裏的文教單位又開始遷往郊外。史語所搬遷龍泉鎮，中研院社會所和北平研究院歷史所遷到落索坡，中博院設竹園村，中國營造學社遷麥地村……人們渴望片刻安寧，開始了安居工程。傅斯年在棕皮營村長趙崇義的西院租了塊種竹筍的地，蓋了五間房。落成後，一家三口喜遷新居。1939年1月20日，傅斯年為愛子仁軌畫了一張旅程圖，他要年僅四歲的兒子記住逃難的經歷。他在圖上題記，“小寶的一個生日，是在牯嶺外公外婆家過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襲。生下三年，走了一萬多裏路了！”那時的傅斯年，也許幻想這個家庭不會再分離。回憶那段日子，俞大綵也溢滿溫馨：

我們初到昆明時，友人送給仁軌一只很漂亮的大黑狗。一日孟真午睡方酣，那只狗走近床邊，用舌輕舐他的手，他被驚醒，便伸手猛打，沒有打中，他怒氣沖天地拾起拖鞋再打，狗已遠去，他卻把自己的眼鏡從幾上打落到地上，鏡片碎了。在他盛怒之下，我只得戲言，虐待動物是一罪，要遭監禁的，不料他竟“惱羞成怒”，整整三日，不與我交一言。這場冷戰，延續了三天之後，第四日清晨，他起床，長揖到地，面有愧色地笑向我說：“我無條件地投降了，做了三天啞巴，悶煞我也。”……我很欣賞他不時流露出天真的稚氣。6

1938年10月，史語所同人在昆明龍頭村，左二為傅斯年，右四為俞大綵。

1940年10月13日，日機轟炸西南聯大，文化巷住宅被毀，有師生被炸死。同濟大學打算遷往四川。傅斯年再度兼任中研院總幹事，開始作搬遷的準備。年底，中研院史語所、社會所，中博院和中國營造學社開始遷往四川南溪縣李莊。每個參與搬遷押運的職員，都有不同的遇險經歷，傅斯年則要應對突發其來的所有難題。如潘愨匯報：“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瀘州）藍田壩檢查哨屢次無理取鬧，故意為難。”傅斯年即致函川滇公路管理處：“請電令川滇公路所屬沿路關卡，對於本所遷川租用之卡車家車一體放行，勿予稽留”……

坐鎮重慶，遙控指揮的傅斯年如同在下多副盲棋：一年前，西南聯大恢復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自兼所長，除了授課，還指導研究生；他往返昆明重慶兩地，處理中研院院務；史語所初到李莊，諸如打通關節，租賃房屋，籌措錢糧，穩定人心等，事事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