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6 戈爾巴喬夫的作用（第3/7頁）

保守派對戈爾巴喬夫的批評並非完全沒有理由，在1989~1990年進行的各種辯論中，部分知識分子也建議戈爾巴喬夫調整工作重點，應更有效地解決與人民物質需求相關的問題。在此情況下，許多人提出借鑒60~70年代匈牙利的亞諾什·卡達爾的經驗，還有80年代鄧小平在中國實行改革的諸多經驗。經濟和政治改革向前推進的每一步都應以改善、而不是惡化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條件為目的，為此，在國家權力中不僅要使用民主的杠杆，也要使用原來強制性的手段，黨的威信也必不可少。對國家和人民有益的經濟改革應優先於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對人們提出的大部分建議表示贊同，並采取了一系列的必要措施，取消了禁酒運動，啤酒、葡萄酒和烈性飲料的生產開始緩步上升。擴大了個體勞動、合作經營和私營貿易的範圍，在城市和鄉鎮出現了第一批的合作經營的咖啡店、小吃店及飯店。允許自由買賣城市郊區的個人住房，城市住宅也開始實行私有化。取消了園圃和莊園經營中許多不合理的限制，擴大了郊區別墅建設規模。所有這一切都是正確合理的措施，但是與此同時破壞性進程的發展速度甚至比建設性進程的發展得更快，主要包括對蘇聯經濟貿然進行市場經濟的改革，破壞了所有以蘇共為基礎的政權體系。

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大部分民主派的知識分子都建議他加快經濟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步伐，這些人堅信，只要城市中實行的還是中央集權的"行政指令式"經濟，或者農村中實行的還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模式的經濟，那麽就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的任何基礎，尤其是在保留現行政治體制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保守的黨組織機構也不允許市場經濟的改革。因此，首先應弱化黨組織機構的無上權力，建立與之相對立的、擁有實權的新型權力制度。正如"改革設計者"之一的伊戈爾·克利亞姆金所說的："俄羅斯應進行民主化，以此來喚起社會的覺醒。而民主化進程應為改革者加強個人權力開辟道路，改革者的權力應從舊有的權力機構中分離出來。"當年安德烈·薩哈羅夫舉著"所有權力屬於蘇維埃！"的標語站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會議廳門口，而現在這個標語卻用來反對"蘇共的領導和指引作用"。

戈爾巴喬夫對類似的各種建議和意見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和同情，但是蘇共政治局、書記處和其他黨組織機構對他的監督又使其喘不過氣來，他的個人權力雖然很大，但卻受制於黨內其他同志的影響和意志。戈爾巴喬夫於1988年實行的政治改革主要包括改變選舉制度、建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確定蘇聯最高蘇維埃為常設機構，所有這些政治改革都是由伊戈爾·克利亞姆金及其同事制定的改革綱要，這個綱要還成為此後實行的憲法改革的基礎，而憲法改革的成果便是1990年在蘇聯實行了總統制。這些改革的方向並沒有錯，但是改革的速度太快了。在1988~1990年的現實條件下，戈爾巴喬夫和克利亞姆金推行的改革綱要，無論是在政治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取消國內已經形成的各種黨組織機構，建立一種新的、甚至比蘇共總書記權力更大的體制，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作為"改革領袖"，戈爾巴喬夫如果能夠依靠自己贏得巨大的政治資本，他才能獲得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但在1988~1989年的時候，要想取得這樣的政治資本和政治威望，只有依靠在經濟方面取得的實際成果，依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公民的安全程度水平，依靠其他有關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成就。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1988年，尤其是在1989~1990年，他已經徹底喪失了這種政治資本。因此隨著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和一年後俄聯邦人民代表大會的出現，蘇聯原有的黨組織機構的影響和權力逐步削弱，戈爾巴喬夫本人的影響和權力也隨之不斷下降。黨內的領導同志對戈爾巴喬夫支持民主化相當不滿，新政權機構中的激進民主派又很不滿意戈爾巴喬夫的保守主義，他失去了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支持，在此情況下他無法建立權威的政權中心。蘇聯總統的職位並不能保障戈爾巴喬夫的權威，也不能保障政權的權威。雖然戈爾巴喬夫沒有完全理解社會內部所發生的政治事件的本質，他也感覺到了反對派的勢力在不斷增長，因此他沒有把握通過全民投票來推選總統，他對自己能夠獲勝缺乏信心。在沒有經過全民投票而當選總統的情況下，他能做什麽呢？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和在蘇聯人民代表中間的威信不斷降低。無論是作為蘇共總書記，還是作為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已陷入了絕境，他找不到任何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