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蘇聯議會的最後日子（個人親身的經歷）（第3/4頁）
1991年9月5日上午的會議由戈爾巴喬夫主持，當時有1792名代表到會。《關於過渡時期蘇聯國家權力機關和管理機構的法令》是逐條被通過的，部分條款甚至是逐段逐句通過的，這期間當然不乏勸誡、施壓，甚至是威脅，這一法令最後終於被通過了。這個議程結束之後，《公民權利與自由宣言》和《關於改變蘇聯人民代表地位的法令》也很容易地被通過，在克裏姆林宮開完最後一次代表大會的蘇聯人民代表被賦予了一些新的特權。
戈爾巴喬夫在代表大會的最後一次會議上發言指出，不僅全體蘇聯人民，而且整個國際社會都“十分關注”此次大會。但事實並非如此，據大會秘書處的統計，會議期間克裏姆林宮共收到2500封來信和電報，而這比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會期間所收到的來信和電報少了幾十倍。在大會收到的電報中，只有59份表示支持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方針和行動綱領。在大會上最後一個發表講話的代表是阿納托利·索布恰克，他號召大家“圓滿結束本次大會的工作”，並建議通過關於《按照宗教和民族傳統將列寧遺體安葬在列寧格勒市沃爾科夫公墓》的決定，但戈爾巴喬夫沒有同意將這個問題提交大會討論，他隨後宣布第五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臨時會議閉幕，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最後一次會議就這樣結束了。與前四次代表大會不同的是，此次大會閉幕時沒有奏蘇聯國歌。第五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非常會議：第6期簡報，1991年9月5日，第20頁。當我們走出克裏姆林宮的代表會堂時，當時的感受和心情就像是剛剛從葬禮上歸來。
對於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8月末和9月初的所作所為曾有過很多評價，其中大部分是批評性的。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烏特金曾指出，在1991年9月，戈爾巴喬夫當時是有能力扭轉歷史的車輪、改變自己的命運、避免蘇聯解體的。烏特金認為：“戈爾巴喬夫政治生涯的決定性時刻發生在1991年9月，當時驚慌失措的戈爾巴喬夫試圖緊緊把握自己超凡的意志，他像趕牲口一樣拼命地將蘇聯最高蘇維埃逐出政治舞台。短短一個月裏，這位已顯蒼老的政治家的臉上變換著各種不同的表情：正義的憤怒、辦事的嚴肅、意味深長的樂觀、對最高利益的狂熱、對不理解者的鄙視、對新人的信任，最主要的是對自身能力和對目前戰勝殘酷命運的絕對自信。這個自信的無恥之徒在這場戲劇中不可能不被世人所唾棄。戈爾巴喬夫以為他是在建一座凱旋門，其實他已經為自己掘好了墳墓。戈爾巴喬夫當時像是突然從噩夢中醒來，整個國家都在關注著他，他對大廳裏的人們說：‘你們是我們國家唯一合法的議會，而我是這個國家中唯一合法的總統。’整個政治局勢已轉向另外不同的方面，12月份如何收場卻成了問題。但是，這位自信得失去理智（這是新奧加廖沃過程的繼續和純粹的胡說八道）的政治家卻沒有聽從眾多理智的懷疑。所有其他事情也都有了愚蠢的結局。”《在十字路口，新世紀：文章匯編》，莫斯科，1999，第211頁。他的這些描述與事實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比較客觀的評價來自於另外一些觀察家們的敘述：“戈爾巴喬夫的權力馬車早在8月就已翻倒了，而他到了9月試圖挽回這一切，這注定是徒勞的。”1991年12月5日《共青團真理報》。我本人曾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戈爾巴喬夫，有幾次是在代表大會的會場上和休息廳裏，還有一次是在協商會議上，當時那裏聚集了幾乎所有加盟共和國的總統和一些?大代表，然而我卻從來沒有在戈爾巴喬夫的臉上讀到“絕對的自信”、“超凡的意志”、“正義的憤怒”等表情。戈爾巴喬夫已經沒有能力采取果斷的哪怕是冒險的挽救措施。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也失去了人民代表的支持，有不少於500～600名人大代表已經公開在大會上支持葉利欽，來自哈薩克斯坦的人民代表對本國總統納紮爾巴耶夫的建議則是言聽計從，來自烏克蘭的代表們不是向戈爾巴喬夫征求意見，而是去詢問克拉夫丘克，而烏茲別克斯坦的代表們則直接與卡裏莫夫商討，等等。當時議會制社會學研究所曾向蘇聯人民代表做過書面調查，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您認為目前有哪5～6人可稱得上是國家領袖？”1000多名代表回答了這個問題，其中的655人，即占66%的被調查者認為是葉利欽，480人（占483%）認為是索布恰克，而只有411人（占413%）認為是戈爾巴喬夫。納紮爾巴耶夫在此項調查中得到了372票（374%），克拉夫丘克獲得37票（3.7%），雷日科夫得到24票，而布爾布利斯只得到15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