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解散後的三天（第4/5頁）

關於這次“20世紀末最偉大事件”還有許多截然不同的描述。當時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是通過內部專線被通知離開大樓的，而且只給60分鐘的準備時間，即從16點到17點。當時大樓裏的各個樓層混亂不堪，有些地方甚至還出現了恐慌。有的人急匆匆地將值錢的東西收拾到皮包中，有的人在焚燒文件，還有的人要求派專車到大樓門口來。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法林回憶說，他當時和正在“白宮”開會的戈爾巴喬夫取得了聯系，以便弄清楚所有這些行動是否得到了戈爾巴喬夫的同意，戈氏的回答是肯定的。法林提醒戈爾巴喬夫說，中央委員會書記們的保險櫃中存有許多“極為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有關戈爾巴喬夫個人的材料。但是戈爾巴喬夫卻惱怒地喊道：“難道你還不明白我現在的處境嗎？”法林當然明白，他在電視上已經看到了一切。當時蘇共中央其他幾位書記的辦公室和保險櫃是鎖著的，此外，還有一些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已被關在列福爾托夫監獄裏了。戈爾巴喬夫吩咐黨的高層領導人不要通過正門離開大樓，而是通過地下通道的秘密出口離開。莫斯科市中心所有主要大樓的秘密地下通道始建於斯大林時期，後來又進行了改造，但並不是每位書記對所有的通道和出口都了如指掌。一部專梯將他們從大樓的五層送到了地下通道內，第一道門被順利打開了，但是通道的第二道門卻死死地關閉著，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無法打開這扇厚重的鋼門。這些書記們擔心第一道門自動關閉後，他們將處於更危險的境地，於是他們又急忙返回到樓中，並於晚些時候通過正門離開了大樓，然後他們在人群的叫喊聲中穿過老廣場到達了最近的地鐵站。謝苗諾娃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道：“我和我的一位助手走在一起，到處是喊聲、口哨聲、叫囂聲，儼然就是一場革命。有人沖著庫普佐夫喊道：‘揍他！’有人搶走了一個女工作人員的書包，並仔細地翻看著，顯然是想尋找秘密文件。他們的表現極其蠻橫無理，對我們黨來說，這簡直是一場災難。”《星火》1991年第37期，第32頁。廣場上的警察好不容易將莫斯科市委書記普羅科菲耶夫從人群的圍攻中解救出來，人群越發狂怒，坐落於捷爾任斯基廣場上的克格勃總部大樓也面臨著被洗劫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葉利欽和魯茨科伊不得不中斷在“白宮”的活動而匆匆趕到老廣場和捷爾任斯基廣場，一同前來的還有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中著名的民主人士，他們的到來使憤怒的人群逐漸安靜下來，然而聚集在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前的人們直到深夜也沒有散去。直到8月24日，電視和廣播中播放了呼籲人們保持冷靜的號召後，莫斯科市中心的風波才開始平息下來。

葉利欽在老廣場完成使命之後，於8月23日連夜趕回阿爾漢格爾斯克村的官邸，並在那裏舉行了由其親信和朋友參加的盛大的慶功晚宴。當時只有副總統魯茨科伊沒有收到邀請信，這深深地刺傷了他的自尊心，他並不清楚自己失寵的原因。這大概是因為，魯茨科伊當時還認為自己是共產黨員，並有意成立一個新的黨派——共產黨人民主黨。不過，魯茨科伊的功勞很快得到了表彰，根據葉利欽的提議他被授予了少將軍銜，而在1991年“8月事件”之前他還只是一名上校。

由戈爾巴喬夫批準的對蘇共中央委員會進行的摧毀行動是導致蘇共解體的不可避免的步驟之一。8月24日早晨，戈爾巴喬夫召集了幾名親信來到自己的辦公室，其中有普裏馬科夫和雅科夫列夫，還包括格拉喬夫在內的幾名助手。他們來到與總統會客室相鄰的核桃廳，這個房間歷來是政治局常委“小範圍”商討最重大、最敏感問題的地方。格拉喬夫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戈爾巴喬夫在總統委員會成員瓦季姆·梅德韋傑夫的陪同下走進大廳。這是戈爾巴喬夫從克裏米亞回來之後我們之間的第一次見面，由於剛剛從南方休假回來，戈爾巴喬夫的臉色顯得黝黑健康，但面部表情卻異常陰沉，這種反差深深地震撼著我。戈爾巴喬夫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經常會給初次與其見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此刻他的雙眼已變得黯淡無光，這折射出過去一周在他身上發生了巨大的內心變化：他失去了以往堅不可摧的自信，這種自信曾給同志們以無窮的力量，而使對手們膽戰心驚。戈爾巴喬夫看完我們的報告後點頭表示同意，然後他遞給我們兩頁紙，並說：‘這是我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聲明，以及將黨委機關大樓和其他財產交由國家保護的命令。我希望不要發生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那樣的災難。我們在毀掉一切東西時會很容易。’談話自然而然轉到黨的命運問題，戈爾巴喬夫說：‘雖然我堅持到了最後一天，但他們最終還是否決了改組蘇共的決定。我無愧於自己的良心，是他們背叛了黨的總書記。’”安德烈·格拉喬夫：《戈爾巴喬夫》，莫斯科，2001，第388～389頁。最後，兩份聲明合二為一，隨即交給了各媒體，並且立即通過電台公布了這一聲明。戈爾巴喬夫在聲明中指出：“蘇共中央書記處和蘇共中央政治局沒能阻止國家政變，蘇共中央委員會沒有果斷地予以譴責並表現出不同的立場，沒能號召共產黨員開展反對踐踏憲法的鬥爭，而且叛亂者中不乏黨組織的領導成員，這就使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在此情況下，蘇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這個艱難但又是唯一合理的決定。我不認為我本人今後還能夠完成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責，我將辭去自己的所有職權。”1991年8月27日《俄羅斯報》。戈爾巴喬夫的辭職聲明不僅是虛偽和矛盾的，而且嚴重違反了蘇###章，黨章中並沒有規定這樣的辭職方式。蘇共中央總書記只能向蘇共中央委員會提出辭職申請，根據蘇共新的黨章，戈爾巴喬夫是由蘇共二十八次代表大會全體會議直接選舉產生的，因此只有黨的代表大會有權最終決定其命運。戈爾巴喬夫當時十分清楚，蘇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多數成員並沒有參與“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任何準備和組織活動，在對“8月事件”進行調查之初，就有人散布說建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決定是經過了黨組織的批準。而實際上，在8月中旬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召集到所有的蘇共中央書記處的成員，更不用說政治局成員了，因為他們大都是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最高領導人。當時絕大多數的蘇共中央領導人都在休假，而副總書記伊瓦什科當時正住院治療。他們都是從新聞報道中才得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立的事，由於沒有掌握全面的信息，因此他們對於整個局勢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反應。我當時親眼看到了一些蘇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成員以及幾位部長在紅石療養院和基斯洛沃茨克的其他療養院中度假。此外，斯塔夫羅波爾州黨委的負責人也來到這裏開會協商，他們決定既不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也不支持葉利欽，而是采取觀望態度，現在看來這種做法是正確的，不應受到指責。戈爾巴喬夫竟然建議中央委員會審議並通過所謂的“關於自行解散的艱難決定”，但是若要通過這一決定，首先應召開蘇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來討論當前形勢，而如果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已被摧毀，黨中央總書記又要辭職，那麽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召集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成員開會呢？只有戈爾巴喬夫能以總統的身份召集這樣的全體會議，因為他手中畢竟還有一定的權力，但戈爾巴喬夫卻拒絕考慮這個問題。況且，蘇共中央委員會的解散並不代表整個蘇共的解散，只有蘇共非常代表大會才有權審議通過關於解散蘇聯共產黨的決定。早在1989年夏秋的時候，戈爾巴喬夫的一些助手就建議他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轉入到當時剛剛興起的民主運動中去，而在1990年，蘇共中戈爾巴喬夫的反對派也要求他辭職，但在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戈爾巴喬夫異常艱難卻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位置。當時，戈爾巴喬夫也開始考慮在蘇聯成立一個類似於社會民主黨那樣的新政黨。戈爾巴喬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是這樣描述他在1989年和1990年間所作所為的初衷的：“我是蘇共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是成千上萬的人信任我才給了我這個職位，如果跑到其他的陣營中去，那將是不道德的、不合理的，甚至是犯罪的行為。”米·謝·戈爾巴喬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437頁。實際上，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8月末恰恰做出了這樣的不齒行為。他不止一次地將自己比喻為行駛在風浪中的一艘巨輪的掌舵人，他在艱難地保持著巨輪的航向。如果按照這樣的比喻，那麽完全有理由說，1991年8月末當這艘巨輪遇到強烈風暴、面臨滅頂之災的時候，作為船長的戈爾巴喬夫卻是第一個離開了這艘巨輪，對於一名船長來說，這樣的行為簡直讓人無法容忍。葉利欽在8月23日發布的命令中只是要求暫停俄羅斯共產黨的活動，因為他作為俄羅斯總統並沒有權力對整個蘇聯共產黨采取任何措施，然而戈爾巴喬夫的辭職聲明卻使葉利欽在破壞蘇共的行動中放開了手腳。8月25日，葉利欽在其簽署的《關於蘇共資產的命令》中明確規定：“鑒於蘇共中央已經解散，俄共活動也已被停止，因此屬於蘇共和俄共的一切動產和不動產、所有的盧布和外匯資金將成為俄羅斯聯邦的國有資產，這包括存在俄聯邦境內外的銀行、保險公司、股份公司、合資企業，以及其他企業和機構中的所有資金。關於蘇共中央在境外的其他資產，將按照各加盟共和國簽訂的同盟條約來進行分配。”1991年8月27日《俄羅斯報》。我們看到，葉利欽已經將戈爾巴喬夫關於解散蘇共中央的一紙聲明當成了全黨的既定決議來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