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地亞哥·卡裏略（第2/11頁）

[2]一類人和譴責庫尼亞爾一類人來回答這一驅逐。他欣賞某些人，如畢加索。你問他為什麽，他會心平氣和地笑道：“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自由主義者。”他周遊過世界，對世界看得一清二楚。他曾在莫斯科、紐約、墨西哥城、古巴、布宜諾斯艾利斯和現在他居住的巴黎流亡過。他一直處在死亡的威脅之下。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不少人都想得到他被埋葬的消息。他不得不用衛隊，用秘密地址來保護自己，還不得不讓他的妻子和三個子女受罪。這三個子女是25歲的聖地亞哥，大學的數學教師；23歲的佩佩，剛從物理數學系畢業；21歲的豪爾赫，經濟系學生。要接近他並不是件十分簡單的事。當你終於能接近他時，你將見到他住在一間房子裏，裏面僅有的陳設是一張橢圓形的桌子和六把椅子，屋內沒有一張宣傳畫，也沒有一張照片。如果你感到驚訝的話，那麽他會向你解釋道：“我該掛誰的像呢？勃列日涅夫的像？不，謝謝。毛澤東的像？不，謝謝。切·格瓦拉的像？也不。列寧的像？也許該掛他的像，但會顯得平庸。你瞧，該掛上去的應該是已經殉難的同志和被囚禁在獄中的同志的像。但人數太多，墻壁上掛不下這麽多。”他這樣說的時候，聲音是平靜柔和的，並帶有嘲諷的口氣，但目光是堅定的。我可以毫不困難地成為他的朋友。我不相信我將會為此而後悔。假使所有的共產黨人都像聖地亞哥·卡裏略的話，那麽世界將變得更聰明，更歡樂。

從我采訪聖地亞哥·卡裏略那天起，西班牙的形勢就有了變化，佛朗哥死了。盡管形勢是艱難和不明朗的，但整個國家正在試圖爭取民主。轟轟烈烈的自由運動變得更加公開化。長槍黨[3]運動已臭不可聞。西班牙共產黨在為爭取合法而進行的長期戰鬥中終於贏得了勝利。這位以非獨裁社會主義名義最先違抗莫斯科的卓絕人物的話，今天依然有效。因此它像其他名言一樣屬於歷史。現在，我們再次懷著崇敬的心情傾聽他的這些話。我們長時間地遺忘了這個國家，第一個起來反對法西斯和為自由而浴血奮戰的國家。我們常常說：“在西班牙什麽事也不會發生，沒有任何人在行動。西班牙人變了，成了馴服的綿羊。”之所以作出這種錯誤的判斷，我們所能做的最好解釋是越南、希臘、智利、巴勒斯坦和葡萄牙發生的新的悲劇擋住了我們的視線，忘掉了西班牙。對於這一忘卻，我們是有罪的。我們成了佛朗哥政權可悲的同謀，姑息養奸的小人，心安理得地到海邊和城鎮去旅遊。在那裏，西班牙的什錦炒飯是那麽可口，大海是那麽蔚藍，同比索兌換是那麽合算。人們紛紛去看可惡的鬥牛，去認識愚蠢的鬥牛士，去贊揚愚蠢的足球賽和吉蔔賽舞曲，或在行李中再裝進兩本海明威的小說：《太陽照常升起》和《喪鐘為誰而鳴》，對於風雅之士，再帶上一些加西亞·洛爾卡[4]的作品。商業的交易帶來了幾十億的收入，各國大使同它的政府互獻殷勤，當然也包括中國和蘇聯的代表。

奧裏亞娜·法拉奇（以下簡稱“法”）：那麽是大元帥[5]殺害了他們？

聖地亞哥·卡裏略（以下簡稱“卡”）：他還將殺害一些人。他以殺人開始，將以殺人告終。即將受審訊的另外22人也必將被判刑。這是人類良知的又一次失敗，但它再一次證明了他的政權已病入膏肓。這些處決是這個奄奄一息的政權的最後呻吟和抽搐，是絕望，甚至是恐懼的哀鳴。它僅僅有助於促使人民起來造反和加速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末日的到來，這是他的末日的開始。

法：這一末日將何時來到？

卡：快了，很快就會來到。我們可以這樣說，在十個月之內就會來到，最多不超過一年。不管是左派，中派，還是右派，都做好了準備。西班牙所有的政治力量一致贊同推翻這個政權，將采用和平的方式來推翻它。如果右派不幫助我們，中間派猶豫不決，以致未能實現我們預期的一致行動，那麽這個獨裁政權將不是在和平中倒台。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將迫不得已用暴力來打倒它，通過人民起義和部分軍隊的起義，或這兩種起義之一來打倒它。但願第二種解決方法是不必要的。我明確地這樣希望，我現在仍抱著這樣的希望。

法：為什麽？

卡：這同我不信奉恐怖主義和遊擊戰的理由是相同的。我們共產黨人打過遊擊戰，一直打到1949年。後來我們覺得它並不起什麽作用，把它拋棄了。為什麽？因為西班牙人在國內戰爭和法西斯鎮壓中所受的創傷還沒有治愈。在三年國內戰爭中，我們死了數百萬人，並被打敗。在後來的法西斯鎮壓中，我們又死去了30萬人。我們花了所有的時間來恢復元氣，但人民的身上仍留著傷痕。他們不能再忍受武裝鬥爭和流血。除了萬不得已，他們不願意重演那樣的悲劇。由人民取得勝利的內戰將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提高人們的士氣；反之，人民在內戰中失敗則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人們的士氣低落。我們是打過內戰的人，我們需要等待新的一代成長，以便使重建自由的條件成熟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