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科爾比（第4/12頁）

法：科爾比先生，當然他們不是您的“顧客”。

科：我指的是一般老百姓。

法：您在意大利時最喜歡哪一位政治家？

科：我想是德加斯貝利。但是我不能點名，我不應該點名。而且當時還有很多人我並不認識……我是一個青年官員，我的工作是收集情報，並與政治團體保持接觸，因為我會講意大利語。我只能告訴您，那時候，我主張向左派開放。是的，向社會黨人開放。過去我尊敬他們，現在我仍然尊敬他們，因為社會黨人是西方人，是歐洲人，他們確實信仰自由和民主。早在50年代，我就認為他們與共產黨結成聯盟是犯了一個大錯。但是我也認為那樣的聯盟是不會長久的。為此，我確實主張向他們開放。但是，這並不是美國當時對意政策的決定性因素。

法：是的，那時的大使是克萊爾·布思·盧斯。作為中央情報局的人，您過去和現在與美國大使館的合作達到了什麽程度？

科：顯然，過去我與大使館進行過很多合作。我那時是政治專員。中央情報局總是同各使館一起行動，大部分情報來自我國的各駐外使館。盧斯太太工作得很出色，好極了。我至今還是盧斯太太的朋友。她是一位風趣而能幹的婦女。

法：在幹涉我國的事務上尤其能幹，盡管我的國家不是她的殖民地。但是你們在意大利的活動不僅僅通過使館。誰都知道中央情報局在意大利的真正立足點是國防情報處。請問，您有什麽權利擅自利用我國的秘密情報機構監視我在家裏的行動？比如說，您有什麽權利來監聽我的電話？

科：因為這可以使我知道世界上發生的事情。至於監聽電話……我可以肯定我的電話在很多國家多次受到監聽，但我從來就不在乎。即使現在受到監視，至少在感情上，我也毫不在乎。但是我排除監視的可能性。試圖去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去了解人們在想什麽，在幹什麽，我看不出有什麽不好。這又不是去竊聽別人的隱私，只是為了弄清您是否有一支要向我瞄準的手槍或者用來對我下毒手的其他武器。總而言之，您要問我的是：一個國家是否有權在另一個國家通過地下活動來使用它的情報機構？當然，每個國家都有一條法律回答說不行，但實際上這種做法卻幾乎在每個國家都行得通。因為從道義上說人們有權利了解發生了些什麽事情，借以保護自己。它是不合法的，但是人們有權利這樣做。

法：讓我們來看看我是否理解得對。您承認是不合法的，但是卻又認為通過別的國家的情報機構進行活動則是合理的，例如通過我國的情報機構。

科：並不盡然，這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一種情況是，一個外國的情報機構幫助我們，這是由那個國家的政策決定的。另一種情況是，兩個國家具有共同的利益。例如這是兩個鄰近的盟國，他們都擔心受到入侵，於是就一起工作。

法：就像我剛才所說的那樣。中央情報局和國防情報處最傑出的行動是斯維特蘭娜·斯大林[5]從莫斯科的叛逃，對不對？

科：我不能說，特別是在調查期間，我不能談論我們的夥伴和我們與外國秘密情報機構的關系。如果我這樣做，如果我們中間的某個人這樣做，那麽人們就再也不會信任我們的情報機構了。一個情報機構不應該談論它的夥伴。您無法想象曾經發生過的事給中央情報局帶來了多大危害。大極了，其影響遍及整個世界。現在就有人對我們說：“我怎麽能和你們在一起？我真的能把生命交給你們嗎？或許你們會把一切都告訴參議院和國會。”很多人和我們翻臉，很多過去和我們一起共事的人對我們說：“不，夠了，我不再繼續幹了。”甚至某些外國的情報機構也對我們說：“不，夠了，我們過去給過你們那麽多的秘密材料，從今以後我們什麽也不給你們了。”我們失去了很多合作機會和很多代理人。

法：僅僅是代理人呢，還是還有顧客？

科：也有顧客。有些人對我們說：“請你們不要再給我們什麽了，否則你們過後會說出去。”這些人中有新的顧客也有老的顧客。他們感到被出賣了。為了不泄露他們的名字，我們中央情報局進行過多次的鬥爭，我認為我們取得了勝利。但是圍繞這種事所做的宣傳仍舊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而這種事不會發生在克格勃身上。在意大利有大批克格勃的代理人，很多。當然，其中也有意大利人。克格勃在意大利除了依靠意共以外自身還做了很大的努力，非常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沒有一個人要求克格勃透露它的代理人的名字、它的主顧的名字和它的活動情況，沒有一個人要求它以民主和自由的方式來行事。人們既不指責克格勃的罪過，也不透露克格勃的任何內情，無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有誰指控過克格勃幹涉了你們國家的內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