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奧·安德烈奧蒂（第2/12頁）

下面是采訪記。采訪分三段時間進行，共五小時，地點在研究中心他的辦公室。五小時裏，我這個極度渴望抽煙的人只燃了一支煙，而且是在最後的時刻。開始我沒有敢抽煙，因為他不能忍受煙味，什麽煙味都不行，當然更不用說破舊立新的火星了。他點燃一支蠟燭，像驅趕魔鬼撒旦那樣來抗煙，抗新生事物。

奧裏亞娜·法拉奇（以下簡稱“法”）：尊敬的議員先生，您是我面對的第一個天主教民主黨人。我有點兒擔心，因為……這樣說吧，因為我從來就不理解你們天主教民主黨人。對我來說，你們的世界是那樣撲朔迷離，是一個我無法弄清的世界。

朱利奧·安德烈奧蒂（以下簡稱“安”）：您使我想起詹尼尼在眾議院的一次講話。他說：“我知道你們代表一種政治力量，但是，如果我說我理解天主教民主黨，那是在說謊。”接著，他講了一個修道院院長的故事。那位修道院院長有兩只金翅雀，她希望把它們配成對，但這兩只金翅雀從不曾交尾。可憐的修道院院長不明白它們不交尾的原因是因為它們是兩只同性的金翅雀。更糟糕的是，她不知道這兩只同性的金翅雀究竟都是雌雀還是雄雀。一天，她憤憤地大叫道：“是驢就好了！馬上可以知道它是公的還是母的！”詹尼尼確確實實講了這個故事，其中含有相當的真理。您瞧，在開始階段，天主教民主黨人意味著什麽，是相當清楚的，那就是基於無可置疑的民主政治綱領上的一條基督教社會學路線，概括起來，就是唐斯圖爾佐的路線。但是，今天，不能說天主教民主黨的立場仍然是清楚的，也許是因為各種問題糾纏在一起，發生了變化，也許是因為一個政黨不能靠吃老本……什麽事？您想要什麽嗎？

法：不，不，我有吸煙的習慣，但是，我知道，對於有這種惡習的人您不能忍受……

安：有一次，教皇利奧十三世[6]請一位紅衣主教嗅一嗅煙草的氣味。紅衣主教說道：“謝謝，我沒有這個惡習。”教皇答道：“要是這算做惡習的話，您應該有。”

法：那麽，我和您，誰是主教呢？

安：我剛才說，我們應該重新制訂天主教民主黨的綱領。我們甚至可以從最初的政治綱領出發，也就是從1946年戈內拉[7]的報告——它對我們黨是一部基本憲法——出發，回顧一下這個報告中的哪些方面我們已做到，哪些方面還沒有做到。檢查剛剛發生的問題，然後，重新制訂綱領，並以此為基礎，建立一條具有明確方針的政治路線。否則，我們就會喪失主動權，讓對方得分。意大利社會黨人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工作缺乏明確的目標是他們產生重大危機的原因。像他們一樣，我們也應該少搞些宗派、派別、個人性質的集團……

法：安德烈奧蒂，請注意，在我們等待弄清楚天使的性別，確切地說是金翅雀，更確切地說是天民黨人的性別時，我願意隨意描述您這個人物。譬如說，您是一個非常虛偽執拗的人。此外，我還想知道……

安：我是一個虛偽執拗的人？如果說我執拗地去做彌撒嗎，只要可能，我是去做彌撒的，這是事實。只要可能，星期五我還吃素，這也是事實。可這與執拗有什麽關系？我一直就這樣做，因為我出生於具有這種傳統的家庭。說我在這方面從不另作打算，從不希望改變這種習慣，我可以同意。可是，我不明白，為什麽對一個不喝酒不吃豬肉的阿拉伯人大家都說他是個多麽好的伊斯蘭教徒，而對一個像我這樣生活的天主教徒大家卻都說他是多麽虛偽執拗的人，不是教徒，而是執拗的人。

法：好吧，就說教徒吧。我想知道您除了是一位篤信宗教的人外，為什麽還成了天主教民主黨人。

安：我可以說，這是由於德加斯貝利的原因。一次，我去教廷圖書館收集關於梵蒂岡海運事業的材料。當時，我還不是天主教民主黨人。我在那裏認識了德加斯貝利。他對我說：“難道您沒有更有用的事情可做嗎？”那時，我才19歲，是個無名小卒，我也從未向自己提出過政治選擇問題。但是，德加斯貝利具有那麽大的魅力，那麽大的說服力。結識這位人物就像往我心中掉進了一點火星，刹那間，它引燃了那蘊藏在我內心而我卻從未察覺的信仰之火。它幾乎使我必然要作出那種選擇。我的意思是我始終未產生過其他選擇，例如，加入社會黨或自由黨。謝天謝地，它們對我從來沒有過誘惑力。至於共產黨人嗎，當時我早已確信共產主義和民主是無法調和的。1943年10月16日我給佛朗哥·羅達諾的信中就談到了這一點。羅達諾是屬於天主教共產黨人這一派的。我是這些人的朋友，對他頗有好感，而教皇庇護十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