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版前言（第2/4頁）

在每一個采訪記前面寫的周密而有趣的開場白裏，她不放過每個富有內涵的細節。為了對即將遇到的人物形成完整的概念，她讓一切都呈現在讀者的視野中。她詳盡地描寫了阿拉法特的衛隊中那位金發碧眼的“美男子”衛兵，把他定格為這位巴勒斯坦領導人的情人之一。她對阿拉法特本人嚴厲而無禮，毫不猶豫地去粉碎他的神話；她覺得此人令人失望，因此將他所謂的超凡魅力詮釋為媒體的炒作。後來，人們看到了阿拉法特死後給巴勒斯坦人民留下的可憐的政治遺產，和他本人的神話在他自己人中間的迅速破滅。這是法拉奇憑直覺提前擊中靶子的例子之一，幾乎是未蔔先知。

對一些女士，她會馬上表露出同情，一種本能的聲援，並公開選擇站在女權陣營一邊。她認為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是位“非凡”的女人，她那“令人惱火的謙虛”，使她想起了自己的母親。她甚至能發現梅厄的那些女性特征和某種形式的美，她駁斥對梅厄的庸俗的男性嘲諷。她向梅厄提到的一個問題透露了法拉奇自己的真實想法：“一個女人要取得成功，必須幹得出色，遠遠勝過男人。”事實確實如此，這位意大利女記者已感同身受。關於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她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掌權婦女的孤獨感、家庭生活的巨大犧牲和女性觀察歷史的能力。法拉奇抓住了英迪拉·甘地在一個婦女狀況仍處在悲慘而落後的國家裏掌權所具有的重大象征性意義：“女人不可能不由於她的巨大勝利而感到寬慰和揚眉吐氣，因為這種勝利否定了任何為父權制和男人統治進行辯護的陳詞濫調。”英迪拉，其子拉吉夫·甘地，布托總統（貝娜齊爾之父）：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這長長名單中這些被采訪過的人。後來，他們都遭到了暗殺，以悲劇而告終，他們的鮮血隨著這些王朝的命運流逝，但直至今日仍未解決的民族和宗教爭端則留下了不光彩的印記。

這本采訪集中對意大利要人的采訪很少，也很寶貴。這不是因為法拉奇不愛自己的國家，而是因為她有更廣泛的興趣，還有職業的其他優先選擇。另外，她費勁地去解讀意大利，厭惡對政治進行無益而細瑣的分析。在采訪社會黨領袖彼得羅·南尼時，她一開始提出的問題：“阿瑟·施萊辛格談起意大利人時就會說：要是你們自己首先不能理解你們自己，那麽誰能理解你們呢？參議員南尼，我來到這裏，就是請您幫助我們理解我們自己和意大利今天發生的事情。”這明顯地表明了她的不能容忍。在羅馬這個政治小天地的迷宮中，法拉奇對陣營有自己的選擇：她是個反法西斯主義者，也是個堅定的非共產主義者；她不信任天主教派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敵視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包括喬裝成極左的否定一切的年輕人）。她善於痛斥意大利共產黨的弊端：“在那個時候，意大利共產黨人與一個非共產黨人講話時有著一種可憎的習慣：用諷刺或遷就來對待他，似乎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沒有馬克思主義靈魂附體，沒有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啟示的傻瓜。”但是在道德高尚的喬治·阿門多拉面前，她崇拜得五體投地，並對他的知識分子的耿直表達了敬意。作為一個反對黨領導人的阿門多拉敢於說出：“請注意，我經常跟年輕人說，意大利人從來沒有像今天生活得這樣好，至少過去一直過著比今天更糟的日子：他們一直生活在更糟的條件下，吃得也更少。我年幼時，在盧卡尼亞地區，每人每年平均消費一公斤肉。卡普裏島的婦女光著腳走路，從馬裏納背著一袋袋的煤走山路。我們說實話，意大利過去從來未有過如此廣泛的自由。”這番不含煽動性、無嘩眾取寵之心的告誡令她欽佩。

在她的序言中，法拉奇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她的遊戲規則、所遵循的原則和對新聞工作的看法。她堅決拒絕持中立立場，認為遇事明確表態是自己的責任。這種態度來源於她那當主人公的意識，如同另一位意大利偉大的記者因德羅·蒙塔內利[2]，法拉奇從來沒有讓自己“置身度外”。在采訪記中，她本人就是其中的角色，總能清晰可見。這一點與這個職業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的思想完全對立。對於被采訪的權勢人物，她既感到有吸引力，又感到厭惡，因為這些對話者是她解讀歷史過程必不可缺少的，同時又是她所深惡痛絕的統治和欺壓勢力不可分割的部分。她說“我把權力看成是不人道和可憎的現象”，從這裏可以看到她絕對偏愛叛逆者、反體制者和抵制現行秩序——尤其是那種建立在專橫和暴力基礎上的秩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