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賀蘭悲歌 第二節（第2/4頁）

在南方，熙寧十一年以前，廣南東路與廣南西路的稅收，其總和甚至都比不上荊湖南路一個大一點的州，而且因為運輸與市場的原因，海外貿易的交易點，海商人們往往也更願意選擇泉州與杭州等城市，而並非廣州。這件事情在熙寧十一年終於發生變化，廣州一州的商稅，在這一年正式超過潭州之全部稅收。在廣南東路的移民數量雖然有限，但是卻帶來了更先進的生產工具與生產方式，也使得廣南東路的農業有了一定程度的起色。前三司使曾布因此政績而受到朝廷的表彰，本來其高升指日可待，但是另一件事卻影響了這件大人的仕途——為了溝通與荊湖南路、江南西路的交通，增加廣州對商人的吸引力，這位曾大人與薛奕將軍、蔡確大人合謀，竟然從南海諸島至注輦國控制的小島上，擄掠了三千余土人為勞工，用於修葺道路，溝通河道，其中有一半以上客死他鄉。這件事情被一位派往廣南東路辦案的監察禦史發覺，一本奏章，讓曾布與蔡確各降一級，薛奕削侯爵，成為熙寧十一年下半年震動天下的大案。宋廷因此也著手海外第一次人事調動，將狄谘調任廣州，曾布調任淩牙門，蔡確調任歸義城，而三地的監察虞侯、常駐淩牙門與歸義城的監察禦史，則是因為失職，全部罷職換上新人——這種程度的調動，既是考慮到南海地區在早期需要倚重熟悉情況的官員，又可防止了他們在某地經營過久，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不過由此次調動，也知道了三地在宋廷心目中的地位：廣州最重，其次淩牙門，其次歸義城。

而在西北，熙寧十二年的春節，石越與劉庠正興高采烈看著地圖上的驛政網慢慢的延伸，眼見就要遍布陜西一路大部分地區，這絕對是讓人歡欣鼓舞的。

而更讓人高興的是，重修三白渠等水利工程，也進展得十分順利。不過，這種表象的背後，卻同樣有著殘酷的現實。石越將留在陜西路的眾多西夏俘虜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下級軍官和勇武的戰士，被石越打散整編入宋朝的禁軍——按當時的慣例甚至可以獨立成軍，這些俘虜會毫猶豫的向昔日的袍澤揮刀——向朝廷獻俘的那一部分，就被皇帝編成了一個營的完整編制，派往河北。但為了謹慎，石越還是按自己的習慣，將這些人全部打散整編；一部分老幼與隨軍工匠，石越將老幼著派往馬監，將工匠編入作坊；而最大一部分普通士兵，則成為了石越的免費勞力——當然，名義上不是免費的。這些人被告知，西夏拒絕了對等交換俘虜的建議，更不會出錢贖買他們，他們已經不可能回到故鄉。

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陜西路的道路與水利工程完成之後，他們可以按自己工作量的多少，在宋朝的南方得到一塊大小不等的免征賦稅五年的土地。

這些俘虜們對宋朝南方的土地並不感興趣，但是這不是他們感不感興趣的問題，因為他們沒有別的選擇。石越不過是為了避免禦史的彈劾，減少道義上的阻力，用“南方的土地”為此來披上一塊稍稍溫情的面紗而已。

陜西路的百姓為了戰爭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們得到戰爭帶來的這一丁點好處自然是理所當然的。如果為了所謂的道義，讓這些戰俘編成吃白飯的軍隊，或者便宜各級官僚，成為他們的私傭，卻還要征發陜西的百姓來修路通渠，在石越看來，這毫無疑問是一種偽善。

一開始還心存疑慮的劉庠等人，也很快接受石越的解釋：這些戰俘，不過就是沒有正式的名號，將薪俸折成了土地兌現的廂軍，如此而已。

宋朝的法律與道德，都不允許野蠻的役使百姓，哪怕是他國的百姓。在宋朝，一個蕃商如果在宋朝病死，他完全不用擔心自己的身後事，宋朝市舶司會保留他的財產，想方設法派人通知他的家屬，讓他們來繼承這筆遺產。如果是為了通商而遭遇到海難死亡的水手與商人，也可以從市舶司得到一筆撫恤金——哪怕他根本不是宋朝的臣民。壟斷海路，對蕃商征收高稅是一回事，但這種溫情脈脈的人情味卻是宋朝所獨有的。你當然可以把他當成一種招徠海商的手段，但是你卻不可以違背這種道德習慣。石越是深知這一點的，至少他比曾布要理解得深刻——役使俘虜其實並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事情要做得好看。

如果他果真嚴酷地對待那些俘虜，不給他們任何報酬，他必然會面臨朝野上下鋪天蓋地的譴責聲。但是如果他付了報酬，哪怕僅僅是名義上的，或者是畫餅充饑，事情的實質立即就會變樣，人人都覺得這是理所當然。

有時候，借口也是很重要的。

而在西夏，也有他們自己值得全神貫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