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多爾袞攝政（第3/14頁）

這樣，當11月8日甲子日到來時，既是順治登位之日，又是多爾袞慶祝他新任顯赫無比的攝政王之時。順治皇帝讓人正式宣告清朝統治新時代的來到，以此宣布了自己的登基，並大赦天下，減免賦役，赦免刑徒。還頒下了制書，對多爾袞的功績做了言過其實的稱譽，其中許多是關於他的軍功的。制書不僅將征服北方中國的戰略計劃歸功於睿親王，還稱譽他在1628年和1635年征伐察哈爾蒙古部落、屯田義州、圍攻松山和錦州城時功勛卓著。制書盛贊多爾袞率領滿人入主中原，實現了努爾哈赤的“洪業”，而且還將扶持順治稱帝歸功於他。六歲的皇帝被安排這樣說：

又輔朕登極，佐理朕躬，歷思功德，高於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遺命，輔立成王，代理國政，盡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業。

根據起草制誥的人——可能是範文程——的說法，多爾袞的功勞甚至超過了可敬的周公。因為：

叔父又帥領大軍入山海關，破賊兵二十萬，遂取燕京，撫定中夏。迎朕來京，膺受大寶。

由於多爾袞與皇帝的特殊關系，順治的制書最後宣布封睿親王為“叔父攝政王”，把他的權位又提高了一等。兩天後，11月11日，順治復肅親王豪格原封，並封阿濟格為英親王。但在同一敕書中，降輔政濟爾哈朗為輔政叔王。至此，滿州貴族中遂無人能與多爾袞匹敵。

順治正式在北京登基後，儒家宮廷禮儀又在進一步強化多爾袞在權位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禮部制訂出種種關於朝廷班位的新制。當濟爾哈朗建議凡政事先白多爾袞，次及其他輔政時，他本心是並不希望這成為事實的。但1645年6月16日，即多爾袞的地位超過諸親王才六個月多一點的時候，他就又被晉封了。清廷宣布朝儀的一項更動，規定日後凡上政事，均稱多爾袞為“皇叔父攝政王”。當時，禮部宣布：

一切大禮，如圍獵出師、操驗兵馬，諸王、貝勒、貝子、公等聚集之所，禮部具啟，傳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則視王所住，列班跪送。侯王回，令諸王退則退，貝勒以下，送及王府門方退。其集侯各官跪迎如前。

諸王與其他貴族有明顯的區別。他們可以在儀式開始時迎接了皇叔父攝政王之後就退下，但仍需對他依禮結隊迎送。而且，縱然諸親王以及像阿巴泰那樣幾個地位較高的郡王不必與其他貴族一起向多爾袞叩頭，他們畢竟就範於這些新的禮儀了。因此，這些禮儀也就正式地被包括在整個朝廷已經遵行的那套儀式之內了。雖然他們與其他地位較低的眾王不同，在朝廷大宴上領受多爾袞親手賜食時不必下跪，但確實需要起立。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皇叔父攝政王頒布了一項命令，攜帶他的命令或禮物的使節在途中碰見諸王中的任何人，以及路過任何王府的大門，都不必下馬，而不管他們的品位。品級，而不是人，就這樣成為調整朝廷人際關系的尺度；同時，諸王中地位最高的皇叔父攝政王的使節，不向任何人鞠躬。

隨著多爾袞與其他皇帝之間的地位差別越來越大，內院的重要性提高了。多爾袞尤其重視在內院中任用在明朝已取得功名的年輕名士，例如復社成員王崇簡。1645年，他還在將其並入內三院的條件下，同意恢復了翰林院。曾任明翰林院檢討的馮銓的弟子李若琳，被任命為禮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李若琳作為國子監祭酒，提出了一份名單，向內院推薦六位前明翰林院的中級官員，其中包括胡世安（1628年四川進士）和成克鞏（1643年大名進士），這兩人在17世紀60年代出任大學士。

禮部與內院之間的聯系並不盡然出於巧合。固然，馮銓此人體現了這兩者之間某種主要的聯系，因為1645年他出任內院大學士，而同時仍兼任禮部尚書。但是，除了宮廷典禮與攝政王的私人內院勢力之間的聯系外，在儒家禮儀與恢復明制例如翰林院之間，也存在著一種思想聯系。無論是馮銓對祭祖儀式的制定，還是其他人對明朝的宮廷典禮的引入，熱衷於禮儀的人們總之是在力圖維護那夷狄和義軍所曾威脅過的統治體制。其出發點是極為守舊的，而且當然遠非僅是因為感情用事。如果那種體制能夠維持下去，或者在消除了弊端後得到恢復，那麽儒生就將再次在宮廷決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正的政府將獲得成功，社會將按照最符合明亡前統治天下的精英們的胃口的方式重建等級制度。所以，提倡舊體制在思想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也是機敏的。

因此，正是帶著不僅僅是懷舊的情緒，馮銓說服洪承疇與他一起上奏，請求恢復公文傳送的某些重要方法。他們所提出的是明朝政府曾使用過的“票擬”制度。根據這一制度，各部奏章抄本均送於內院由大學士審閱。相對於上述將有關軍國要務公文遞交內院的辦法，這將是清朝制度中更加根本的一個變革。如果票擬制度恢復，那麽六部的一切公文都得按例遞送內院，而大學士將在清政府中享有和在明朝一樣的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