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凍”與赫魯曉夫時期的文化政策（第3/3頁）

其五，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上，對知識分子的傳統的不信任仍然存在著，特別是對待“創作知識分子”，即從事文藝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到赫魯曉夫時期，蘇共領導人對待知識分子的這種不信任盡管已明顯有別於斯大林時期，但這種傳統的不信任情緒仍然沒有消除。這種情緒源於兩個方面：一是對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的排斥，以及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恐懼。由於知識分子是從事文化工作的，特別是“創作知識分子”又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幹系最大，因此，對西方和傳統文化的排斥，對異己意識形態的恐懼，便遷延到了知識分子身上。二是來自蘇共領導人的經驗實用主義和直感主義。赫魯曉夫等人文化修養不高，在他們看來，“創作知識分子”總是在搞“哲學和意識形態問題”，提出的問題“較為困難和不易捉摸”，他們不像科技知識分子那樣，是在“為社會的利益而創造實物”，容易捉摸和把握，因而他對創作知識分子有著更多的懷疑和不信任，生怕他們同黨爭奪意識形態。^{[49]而即使對待科技知識分子，凡為蘇共領導人的水平所能理解的即給予支持，否則也加以排斥、打擊。這從對待李森科派和摩爾根—孟德爾學派的態度就表現了出來。前一派學者的理論較為簡單直觀，也較易理解，且符合增加糧食的直接需要；後者高深，難以了解，不易看到潛在的、長遠的巨大效益。正是這個緣故，赫魯曉夫曾說道：“我們需要糧食，他們（指摩爾根—孟德爾學派）卻在繁殖蒼蠅。”[50]於是，他寧可聽信“種糧食”的李森科的謊言，卻不願意采納“繁殖蒼蠅”的科學學派的偉大真理。}

由上可見，赫魯曉夫在很多地方沒能沖出斯大林思維模式和體制的束縛。他像斯大林一樣把優先發展重工業視為“金科玉律”。他也像斯大林一樣奉行“權力越大，知識越多”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斯大林30～40年代在各個學術領域對各種具體的學術問題下指示、做結論，不僅在人文社會科學問題上是這樣，甚至對草田輪作制、生物遺傳學等問題也是這樣，這就鬧出了許多笑話，引起了嚴重後果。赫魯曉夫也有類似的情況。從赫魯曉夫的文化素質和成長背景看，他只可能從實際工作中感覺並發現斯大林的問題，從客觀上對斯大林體制模式作某些沖擊，他不可能改變這種體制模式及其僵化的狀況。

這樣一來，在赫魯曉夫時期，蘇共通過批判個人崇拜，雖然消除了斯大林思想的許多僵化成分，在相當程度上恢復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活力，以新的思想鼓舞了人民群眾；雖然用新的文化政策推動了文化的發展，又重新煥發了人們創造的積極性，但由於赫魯曉夫及其領導集團的思想局限性，又不可能徹底打破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這就限制了蘇共在思想文化領域所進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家的發展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