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政府”政策在西方勢力範圍內的實施（第2/2頁）

在北歐幾個國家，情況也大體相同。比利時共產黨的力量雖然遠遠不能與法共和意共相比，但到戰爭結束時，通過抵抗運動，也控制著10萬名武裝人員，而當時國內的警察只有1萬人左右。由於共產黨在抵抗運動中的影響，經過改組的皮埃洛臨時政府在比利時歷史上第一次吸收了兩名共產黨員入閣。當1944年10月政府宣布將抵抗運動武裝力量有條件地納入正規軍時，盡管比共在具體做法上有不同意見，甚至以退出內閣相威脅，但在盟軍駐比部隊的壓力下，最終還是交出了全部武裝。因此，在1945年2月組成的以社會黨人範阿克爾為首的“全國團結”政府中，共產黨繼續保留了兩名閣員的位置。在戰後的選舉和政府組成中，荷蘭、丹麥、挪威共產黨也都占有一席之地。不過，其原因主要不是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擁有相對強大的實力，而是執政者需要向莫斯科做出友好的姿態。^[32]

中國的情況與上述歐洲國家不同，這是一個與蘇聯接壤卻無法納入其勢力範圍的亞洲大國。在戰爭期間，盟國對中國的支持和援助主要來自美國，也是羅斯福在開羅給蔣介石戴上了一頂“四強首腦”之一的桂冠，因此，戰後中美關系的發展前景是可以想見的。但是，中國又是蘇聯最大的鄰國，兩國邊境線長達數千公裏，因而構成對蘇聯東部安全的潛在威脅。為了建立東方安全帶，斯大林以參加對日戰爭為誘餌，說服美國與其共同迫使中國簽署了一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從而達到了把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以及在中國東北地區享有獨占權益的戰略目標。^{[33]為實現在遠東的戰略構想，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方針的核心也是推行“聯合政府”政策。}

在1945年4～5月間兩次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談話中，斯大林稱蔣介石是“無私的”，是“愛國者”，但應在政治上對中共讓步，以求得軍令的統一。斯大林還表示，不能認為中國共產黨人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蘇聯從來沒有，今後也不會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同美國一樣，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個在蔣介石統治下的民主和統一的中國。^{[34]顯然，斯大林認為在中國出現的應該是以資產階級政黨為核心的聯合政府。但中國共產黨對此並不了解，盡管早在6月份就聽說了有關中蘇條約的內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會“承認蔣介石是中國唯一的領袖”。[35]8月9日蘇聯出兵東北，毛澤東本來以為此乃中共與蔣家王朝爭奪天下的天賜良機。10月10日中共中央就要求所屬部隊在日本投降之際，迅速占領所有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奪取南京、上海、武漢、徐州、蕪湖、信陽等大城市和要點，同時宣布江蘇、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長人選名單。[36]11日，延安總部又命令八路軍華北、西北部隊向熱河、察哈爾、遼寧、吉林等地進發。[37]此時，遠在大後方的蔣介石卻心如火燎，作為緩兵之計，他接連兩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毛澤東對此全然不睬，一面命令部隊配合蘇軍奪取華北各大中城市，一面批準了華中局在上海發動起義的方針，並要求其他城市如有條件也“照此辦理”。[38]}

就在中共積極部署，準備奪取中國半壁河山的關鍵時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給中共中央發來電報，指出：中國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就有被毀滅的危險，毛澤東應赴重慶進行和談。^{[39]在斯大林看來，中共拒不和談而堅持武裝奪權的方針，必將導致遠東局勢的緊張。無論國共沖突的結局如何，都會破壞業已簽訂且為莫斯科得意的中蘇同盟條約及蘇美共同構建的雅爾塔體系，從而給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因此，中共必須像西歐各國共產黨一樣，在蔣介石領導的“聯合政府”的框架內尋求和平與穩定。中共盼望的“國際援助”沒有出現，卻等來了一道禁令，這不啻向毛澤東頭上潑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張，取消上海起義計劃，把兵力集中於奪取小城市及廣大鄉村，總體戰略也只能由“革命”轉向和談。[40]8月25日，毛澤東決定親自赴渝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