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及其《秦漢史》

王子今

史學大家呂思勉（1884—1957）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是一位具有標志意義的重要人物。

呂思勉著作等身。他的論著包括：兩部中國通史，即《白話本國史》（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呂著中國通史》（上冊，開明書店1940年版；下冊，開明書店1945年版）；四部斷代史，即《先秦史》（開明書店1941年版）、《秦漢史》（開明書店1947年版）、《兩晉南北朝史》（開明書店1948年版）、《隋唐五代史》（開明書店1948年版）；五部專史，即《中國國體制度小史》、《中國政體制度小史》、《中國宗族制度小史》、《中國婚姻制度小史》、《中國階級制度小史》（上海中山書局1929年版，上海龍虎書局1936年版），後除《中國階級制度小史》以外的四種收入《中國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版）。此外，《理學綱要》（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宋代文學》（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先秦學術概論》（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中國民族史》（世界書局1934年版）、《中國民族演進史》（上海亞細亞書局1935年版）等，也可以看作專史。呂思勉就史學方法的探討，也見於專著《史通評要》（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歷史研究法》（永祥印書館1945年版）等。關於史學研究工具的研究，他又著有《中國文字變遷考》（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章句考》（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字例略說》（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等。

呂思勉史學論著的豐收，是以他超乎尋常的勤勉耕耘為條件的。據楊寬回憶，“呂先生從二十一歲起，就決心獻身於祖國的學術事業，以閱讀《二十四史》為日課，寫作讀史劄記，這樣孜孜不倦地五十年如一日，先後把《二十四史》反復閱讀了三遍。所作讀史劄記，著重綜合研究，講究融會貫通。他之所以能夠不斷寫出有系統、有分量、有見解的歷史著作，首先得力於這種踏實而深厚的基本功”（楊寬：《呂思勉史學論著前言》，《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版）。這樣的“基本功”，沒有多少學者能夠具備。

在呂思勉諸多史學論著之中，《秦漢史》是斷代史中最值得推重的一部。《秦漢史》也是能夠集中體現這位卓越的史學家的科學精神的著作。

對於呂思勉《秦漢史》的學術價值，楊寬在《呂思勉史學論著前言》中有一段精彩的概括，我們不妨引錄在這裏：“《秦漢史》是與《先秦史》互相銜接而又獨立成書的。由於作者對《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所下的工夫很深，對於這個時期各方面歷史的敘述和分析，十分紮實而有條理。作者認為這段時期內，就社會組織來說，新莽和東漢之間是一個大界線，從此豪強大族勢力不斷成長，封建依附關系進一步加強，終於導致出現長期割據分裂的局面。”楊寬還總結道：“此書把兩漢政治歷史分成十一個段落，既作了全面的有系統的敘述，又能抓住重點作比較詳盡的闡釋。對於社會經濟部分，敘述全面而又深入。作者根據當時社會的特點，把豪強、奴客、門生、部曲、遊俠作了重點的探討。同時又重視由於社會組織的變化而產生的社會特殊風氣，對於‘秦漢時的君臣之義’、‘士大夫風氣變遷’，都列有專節說明。對於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部分，分成許多章節作了細致的論述，其中不乏創見。作者認為神仙家求不死之方，非盡虛幻，不少部分與醫學關系密切，諸如服餌之法、導引之術、五禽之戲，都有延年益壽的功效。至於道教的起源，當與附會黃老的神仙家、巫術家有關，當時分成兩派流傳：一派與士大夫結交，如於吉之流；一派流傳民間，如張角的太平道和張修的五鬥米道，兩派宗旨不同而信奉之神沒有差別，道教正是由於這兩派的交錯發展而形成。”（《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頁至第6頁）

所謂“把兩漢政治歷史分成十一個段落”，應是指《秦漢史》全書在“總論”之後就政治史的脈絡按照年代先後分列十一章，即第二章《秦代事跡》、第三章《秦漢興亡》、第四章《漢初事跡》、第五章《漢中葉事跡》、第六章《漢末事跡》、第七章《新室始末》、第八章《後漢之興》、第九章《後漢盛世》、第十章《後漢衰亂》、第十一章《後漢亂亡》、第十二章《三國始末》。這樣看來，首先，呂著《秦漢史》其實並非如楊寬所概括，是“把兩漢政治歷史分成十一個段落”，而是“把秦漢政治歷史分成十一個段落”。其次，是將“三國始末”放置在“秦漢史”的框架之中。前者可以說是楊寬的小小疏誤，後者則是值得上古史研究者注意的史學架構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