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2/3頁）

明代張瀚﹝2﹞所著的《松窗夢語》中,記載了他的家庭以機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細閱全文,即知張瀚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布雲雲,乃在於宣揚因果報應及富貴由命的思想。姑不論神人授銀的荒誕不經,即以一錠銀而論,也不足以購買織機,所以此說顯然不能作為信史。同時代的書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燭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當代好幾位學者據此而認為此即工業超時代發展的征象。實則王世懋的本意,是在於從堪輿家的眼光出發,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以致沒有人登科中舉；而後來時局不靖,停窯三月,即立竿見影,有一名秀才鄉試中式。

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症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為,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症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這一看法,在拙著《財政史》中已肇其端。本書力圖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采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歷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禦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便是側面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在上述前提之下,對具體歷史人物的具體評論,就難免有與國內外明史研究專家有出入之處。例如萬歷皇帝,歷來均以為昏庸,讀者在讀畢本書以後,也許會認為筆者同情這位皇帝。如果真有這樣的批評,筆者將不擬多作無益的辯解。因為本書論述萬歷,本在於說明皇帝的職位是一種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機構,而每一個皇帝又都是一個個人。又比如海瑞,這也是一個容易惹起是非的題目,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們記憶猶新。在本書中專設海瑞一章,並不是要在這段已經了結的公案再來畫蛇添足,而意在向讀者介紹當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態。有關16世紀地方行政的資料不多,沈榜的《宛署雜記》所載,為京師的情形而非一般概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過於瑣碎,唐鶴征的敘南直隸、歸有光的敘浙江長興縣,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遺墨,涉及當日地方政府的各個方面,最具參考價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們對當日的情形有更具體的了解。當然,問題還遠不止此,比如何以萬歷的立儲問題業已解決而爭執卻綿延不斷？何以島國日本可以侵犯中國而中國卻不能遠征日本？何以當日的西歐已經用火器改進戰術而中國還在修築萬裏長城？何以人人都說海瑞是好官而他卻偏偏屢遭排擠？這些具體問題,無疑和上述總的症結密不可分,然而卻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筆者寫作此書時,雖已不同於過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筆時仍然頗費躊躇。書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屬一得之見,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中國的過去,禁忌特多,所以說話作文時有隱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諷今,這在明朝人更為慣技。本書論述明朝時事,舉凡有所議論臧否,都是針對16世紀的歷史而發的。如果我要對今人今事有所議論,自當秉筆直書,決不願學明朝人的辦法,否則就是違反了自己寫書的目的。當然,另一方面,以古為鑒,今人也未嘗不能得到若幹啟示。這本《萬歷十五年》,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沖突時的側面形態。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沖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

本書由英文譯為中文,因為國內外情況的差別,加之所譯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這一翻譯實際上是一種譯寫。筆者離祖國已逾三十年,很少閱讀中文和使用中文寫作的機會,而三十年來的祖國語言又有了不少發展,隔膜更多。幸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將中文稿仔細閱讀一過,作了文字上的潤色；又承中華書局編輯部傅璇琮先生關注,經常就各種技術問題與筆者書函磋商。所以,本書與讀者見面時,文字方面已較原稿流暢遠甚。其有創意遣辭方面根本性的不妥,當然仍應由筆者負責。又,廖沫沙兄為筆者年輕時的患難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揮翰題簽,為本書生色不少。謹此一並致衷心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