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尼采綜合征”批判（第2/10頁）

梁氏認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尼采的個人主義，是當時德國“最占勢力的兩大思想”。

再二年後，王國維在《叔本華和尼采》一文中，亦對尼采倍加推崇，所予頌詞，令人肅然。如，“以強烈之意見而輔之以極偉大之智力，高瞻遠矚於精神界。”並謳歌尼采的“工作”在於“破壞舊文化而創造新文化”。

又三年後魯迅也撰文推崇尼采。

“向舊有之文明，而加之抨擊掃蕩焉”；“然其為將來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驅”。一向以文化批判社會批判為己任的魯迅，對尼采所予的推崇，在其一生的文字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一東一西，各自為戰卻不謀而合。

到1915年，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文章，再次向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引薦”尼采，那正是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需要從西方借來一面思想解放的旗幟。比之於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尼采的個人主義更合那時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胃口，也更見容於當局。倘若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喜歡鼓吹文化的運動，而又能自覺謹慎地將文化運動限定在文化的半徑內進行，中國的一概當局，向來是頗願表現出寬諒的開明的。因為文化的運動，不過是新舊文化勢力，這種那種文化幫派之間的混戰和廝殺。即使“人仰馬翻”，對於統治卻是安全的。對於文化人，也不至於有真的兇險。

而一個事實是，無論尼采在世的時候，還是從他死後的1900年到1915年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其在德國、法國，擴而論之在整個歐洲所獲的評價，遠不及在中國所獲的評價那麽神聖和光榮。事實上從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問世到他病逝，其在西方哲學史上一直是一個爭議不休的人物。只有在中國，才由最優秀的大知識分子們一次次交口稱贊並隆重推出。這是為什麽呢？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角色想象

中國之封建統治的歷史，比大日耳曼帝國之形成並延續其統治的歷史要悠久得多。在五四前，中國是沒有“知識分子”一詞的。有的只不過是類似的譯詞，“智識分子”便是，正如馬克思曾被譯為“麥喀士”，尼采曾被譯為“尼至埃”。

早期中國文人即早期中國知識分子。

早期中國文人對自身作為的最高願望是“服官政”。而“服官政”的頂尖級別是“相”，位如一國之總理。倘官運不通，於是淪為“布衣”。倘雖已淪為“布衣”，而仍偏要追求作為，那麽只有充當“士”這一社會角色了。反之，曰“隱士”。“士”與“隱士”，在中國，一向是相互大不以為然的兩類文人。至近代，亦然。至當代，亦亦然。“士”們批評“隱士”們的全無時代使命感，以“隱”作消極逃遁的體面的盾。或“假隱”，其實巴望著張顯的時機到來。“隱士”們嘲諷“士”們的擔當責任是堂吉訶德式的自我表演。用時下流行的說法是“作秀”。或那句適用於任何人的話——“你以為你是誰？”無論“士”或“隱士”中，都曾湧現過最優秀的中國文人，也都有偽隱者和冒牌的“士”。

在當今，中國的文人型知識分子，依然喜歡兩件事——或在客廳裏懸掛一幅古代的“士”們的詞聯；或給自己的書房起一個“隱”的意味十足的名。但是當今之中國，其實已沒有像那麽回子事的“隱士”，正如已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士”。

然而，畢竟的，我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的“士”們的時代，不是“隱士”們獲尊的時代。

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準切地說，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們，確乎被封建王權、被封建王權所支持的封建文化壓抑得太久也太苦悶了。他們深感靠一己們的思想的“銳”和“力”，實難一舉劃開幾千年封建文化形成的質地綿緊的厚度。正如小雞封在恐龍的堅硬蛋殼裏，只從內部啄，是難以出生的。何況，那是一次中國的門戶開放時代，普遍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中青年知識分子，急切希望思想的借鑒和精神的依傍。於是尼采著述中否定一切的文化批判主張，成為當時中國社會思想者們借來的一把利刃。由於他們是文化人，他們首先要推翻的，必然只能是文化壓迫的“大山”。馬克思與尼采的不同在於，馬克思主義認為，更新了一種政權的性質，人類的新文化才有前提。馬克思主義否定其以前的一切政權模式，但對文化卻持尊重歷史遺產的態度；尼采則認為，創造了一種新文化，則解決了人類的一切問題。

尼采的哲學，其成分一言以蔽之，不過是“文化至上”的哲學，或曰“唯文化論”的哲學。再進一步說，是“唯哲學論”的哲學，也是“唯尼采的哲學論”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