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啟示（第2/2頁）

我以為正確的評判的立場也許恰恰相反，首選應該受到譴責的是那一只巨大的腳掌。它不該那麽不道德，它怎麽又偏可以那麽不道德地肆無忌憚呢？這一定有它自身的規律。將思想的方向一味引向對知識分子的分析，恰恰會使真正值得深入分析並大聲說出分析結果的現象，於是獲得贖免。在中國知識分子不知怎麽一下子熱衷於分析知識分子自身的過剩的思想泡沫中，我以為真正值得深入分析的現象，在中國還一直並沒有被分析得多麽深入。也可以說，實際上幾乎等於獲得了贖免。

以我的耳聽來，違心的話，熱衷於而漸成習慣的假話、套話、照本宣科的毫無個人態度的話，總之，等等令人聽了心裏惱火大皺其眉的高調門兒的話，委實還是太多了！

巴金老人自己並不好為人師。他從未擺出誨人不倦的面孔，以知識分子導師的話語和文章來“告誡”要求中國知識分子“應該”說真話。所以我將“應該”括上引號，也將“告誡”括上引號。巴金老人只不過通過解剖分析和批判自己以身作則。

而依我的眼看，他的以身作則是起到了一定影響作用的。而依我的耳聽，假話雖仍此起彼伏不絕於耳，但是真正發自中國知識分子之口的假話，確乎比以往的任何年代都少了。中國知識分子已找回了一點兒說假話應該感到的羞恥。盡量說真話；難以坦陳真言之時便不說話；盡量避免說假話、套話；以不進讒言不說媚語為底線……是的，我以為大多數知識分子，對於自己話語是逐漸具有一種較為自尊自重的原則態度了。假話現象，分明已像雲朵一樣，隨風積聚到另外的平台上去了。恕我直言——官場上的假話目前最多，壞影響也最大。

出於知識分子之口的假話現象固然是少了，但並不意味著人們同時從知識分子口中聽到的真話於是多了。依我的眼看來，依我的耳聽來，僅僅說格外保險的“知識”話語的知識分子多了。知識分子總是不甘寂寞的。既為知識分子，幹脆只言說“知識”，確乎明哲保身，於是蔚然成風。這是一種僅僅飄浮在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話語品質的底線之上的現象。這不是一個高標準，但相比於從前的年代，總歸也還算是一種進步——有底線畢竟比完全沒有好。

然而依我的眼看來，依我的耳聽來，民眾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期望，是越來越變成失望了。民眾對知識分子的要求顯然比知識分子目前對自身的要求高不少。民眾企盼知識分子能如古代的“士”一般，多一些社會擔當的道義和責任。我們太有負於民眾了。我自己從青年時期便幻想為“士”，然而我自己的知識分子原則，也早已從理想主義的高處，年復一年地，徐徐降下在底線的邊緣了。

於是每聯想到冰心老人生前寫過的一篇短文——《無士當如何？》。

有時我甚至想——也許中國人對中國知識分子（這裏主要指的是文化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太過中國特色也太過超現實主義了吧？也許“士”的時代只適合於古代吧？正如“俠”的時代和騎士的時代，只能成為人類的歷史。

但已降在文化知識分子人格底線邊緣的我，對於自己說假話還是不能不感到恥辱，倘聽到我的同類說假話還是不能不感到嫌惡。真話不一定總是見解正確的話。不是“二百五”的人也一定應該明白——對於許多事情，正確的話那肯定不會僅僅發自一個社會發言的立場。有時發自於兩個截然不同甚至對立的立場的社會發言，往往各有各的正確性。而假話，卻肯定是粘帶著千般百種的私利和私欲的話。故假話裏產生不了任何有益於社會公利的意義。即使不正確的真話，也將一再證明著人說真話的一種極正當的極符合人性的權利。

什麽時候，假話終於沒了大行其道八面玲瓏的市場，或即使不正確的真話，也不再是一種罪過——那時，只有那時，真話裏才能產生真正的思想力。

用不說假話的原則來凸顯出假話的醜陋——在這個底線前提下，我相信，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擔當道義，總有一天會成為一種令民眾滿意的角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