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特色之“存在主義”（第2/2頁）

所謂公仆與公民之間的關系，也幾乎可以說是少數“存在主義者”與多數“存在主義者”之間的關系。前者在被懷疑的前提下疑惑地服務著；後者在懷疑的前提下疑惑地決定擁護什麽或反對什麽。“後存在主義者”們與“存在主義者”前輩們的區別在於，幾乎僅僅在於——將自己自囚於地下室的“我”，變成了甲蟲和犀牛的“我”，皆因那種“存在主義”的感覺而不適、煩惱、痛苦，憤怒；“後存在主義者”們卻是漸適的；善於以嘻哈和戲謔驅除煩惱的；對不適習慣成自然的有時還表現出自若與愜意的大多數。

凝視當今之世界，不僅中國人如此。除了仍有一些極虔誠亦極可敬的宗教信徒仍恪守對宗教的不二信仰，別國的許許多多的人也都“存在主義者”的特征明而顯之了。

幾乎可以說，全人類的大多數人仿佛都被“存在主義”所傳染了。或許是為了自我平衡，實用主義也便在本世紀盛焉。

然而卻不能據此便說人類在意識上退化了——比之於相信人死後靈魂上天堂或下地獄的同類，懷疑天堂或地獄之說，不為靈魂上天堂而為善，不懼靈魂下地獄而拒惡，分明是更與時俱進了。

“存在主義”與實用主義相結合，不論樂見也罷，憂慮也罷，痛心疾首也罷——似乎都已成為地球新人類的意識特征。

這樣的新人類絕對懷疑“等到不遠的將來”這一論調，對於誇誇其談“天下大同”也格外反感。

他們對許多事的態度都變得極其現實了——為什麽做某事？於國有利或於民有利？於國有利需要民付出什麽代價？於民有利又究竟是於哪一部分“民”有利？將在多長時間內完成某事？完成某事的過程中有無利益集團的利益黑箱操作？完成某事後即使對我沒什麽好處，我的兒女會否享受到成果……

而這樣的態度，除了以“存在主義”加實用主義來概括，再難找得到更精準的概括。

簡直也可以說——這是人類社會的“新常態”。馬克思所言“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相對於大多數人，顯然已成為“存在主義”加實用主義的“關系的總和”。不但人與人之間如此，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亦如此。而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友好能否經受得住考驗，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存在主義”加實用主義的即理性又靈活變通的考驗——一切政治人物，不論在國內事務或國際關系中，都幾乎只能於如上前提之下交出答卷……

2016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