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苦行文化”之流弊

理念好比粘在樹葉上的蝶的蛹——要麽生出美麗，要麽變出毛蟲。

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從報刊上繁衍著一種荒唐又荒謬的文化意識，我把它叫作“苦行文化”的意識。

其特征是——宣揚文化人及一切文藝家人生苦難的價值，並裝出很虔誠很動情的樣子，推行對那一種苦難的崇拜與頂禮。

曹雪芹一生只寫了一部《紅樓夢》，而且後來幾乎是在貧病交加，終日以凍高粱米飯團充饑的情況之下完成傳世名作的。

在我看來，這是很值得同情的。我一向確信，倘雪芹的命運好一些，比如有條件講究一點飲食營養的話，那麽他也許會多活十年。那麽也許除了《紅樓夢》，他還將為後世再多留下些文化遺產……

有些人可不是這麽看問題。他們似乎認為——貧病交加和凍高粱米飯團構成的人生，肯定與世界名著之間有著某種意義重大的、必然的聯系。似乎，非此等人生，便斷難有經典之作……

仿佛，曹雪芹的命，既祭了文學，那苦難就不但不必同情，簡直還神聖得很了。

對於凡·高，他們也是這麽看的。

還有八大山人……

還有瞎子阿炳……

還有古今中外許許多多命運悲慘淒苦的文化人和文藝家……

仿佛，中國文化和文藝的遺憾，甚至唯一的遺憾僅僅在於——中國再也不產生以自己的命祭文化和藝術，並且雖苦難猶覺榮幸之至猶覺神聖之至的人物了！

這真是一種冷酷得近乎可怕的理念。也無疑是一種病態的邏輯意識。好比這樣的情形——風雪之日一名工匠縮在別人的洞裏一邊咳血一邊創作，足旁行乞的破碗且是空的，而他們看見了卻眉飛色舞地贊曰：“好動人喲！好偉大喲！偉大的藝術從來都是這麽產生的！”要是有誰生了惻隱之心欲開門納之，暖以衣袍，待以茶飯，我想象，他們可能還會趕緊地大加阻止，斥曰：“嘟！這是幹什麽？爾等打算破壞真藝術的產生嗎？！”

如果誰周圍有這樣的人士，那麽請觀察他們吧！於是將會發現，其實他們的言論和他們自己的人生哲學是根本相反的——他們不但絕不肯為了什麽文化和文藝去蹈任何的小苦難，而且，連一丁點兒小委屈小喪失都是不肯承受的。

但他們卻總是企圖不遺余力地向世人證明他們的文化理念的純潔和至高無上。證明的方式幾乎永遠是禮贊別的文化人和藝術家的苦難。似乎通過這一種禮贊，宣言了他們自己正實踐著的一種文化和藝術的境界。而我們當然已經看透，這是他們賴以存在，並且力爭存在得很滋潤很優越的招數。我想，文化人和藝術家自身命運的苦難，與成就偉大的文化和偉大的藝術之間的關系，雖然有時是直接的，但並非邏輯上必然的。

魯迅先生曾說過——“文章憎命達”。當然這話也未必始於魯迅之口，而是引用了前人的話。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一個人生來有福過著王公般的生活，那麽創作的沖動和刻苦，就將被富貴的日子融解了。例外是有的，但是大抵如此。

魯迅先生在一篇小品文中也傳達過這樣的觀點——倘人生過於不濟，天才便會被苦難毀滅。不要說什麽大苦大難了，就是要寫好一篇短文，一般人畢竟尚需一二小時的安靜。倘誰一邊在寫著，一邊耳聞床上的孩子饑啼，老婆一邊不停地讓他擡腳，並一棵接一棵往他的寫字桌下碼白菜，那麽他的短文是什麽貨色可想而知……

全世界一切與苦難有關的優秀的文學和藝術，優秀之點首先不在產生於苦難，而在忠實地記錄了時代的苦難。納粹集中營裏根本不會產生任何文學和藝術，盡管那苦難是登峰造極的。記錄只能是後來的事。“文革”十年、中國之文學和藝術幾乎一片空白，不是由於當年的文學家和藝術家都幸福得不願創作了，而是恰恰相反。

這麽一想，真是心痛曹雪芹，心痛凡·高，心痛八大山人和瞎子阿炳們啊……

在他們所處的時代，倘有文化人和藝術家的人生救濟基金會存在著的話，那多好啊！

還有偉大的貝多芬，我們人類真是對不起這位千古不朽的大師啊！他晚年的命運竟那麽淒慘，我們今人在富麗堂皇的場所無償地演奏大師的樂章，無償地將他的命運搬上銀幕，無償地將他的樂章制成音帶和音碟，並且大賺其錢時，如果我們居然還連他的苦難也一並欣賞，我們當代人多麽地不是玩意兒呢？！

“苦行文化”的意識，是企圖將文化和藝術用某種崇敬意識加以異化的意識。而這其實是比文化和藝術的商業化更有害的意識。

因為，後者只不過使文化和藝術泡沫化。成堆成堆的泡沫熱熱鬧鬧地湧現又破滅之後，總會多少留下些“實在之物”；而前者，卻企圖規定文化人和藝術家的人生應該是怎樣的，不應該是怎樣的。並且誤導世人，文化人和藝術家的苦難，似乎比他們留給世人的文化遺產和藝術經典更美！起碼，同樣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