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復的尺度（第2/3頁）

還以赫克托耳與阿喀琉斯為例，後者殺死前者，報復目的其實已經達到，但卻還要用劍將赫克托耳的腳踝紮出洞來，穿過繩索，拖屍數圈，以使在城頭觀戰的赫克托耳的老父親、妻子和弟弟等一概親人傷心欲絕——這，便逾越了報復的尺度。

《希臘神話故事》中是這樣記載的——阿喀琉斯的行為，觸怒了包括太陽神阿波羅和眾神之王宙斯在內的幾乎所有神。他們一致認為，阿喀琉斯必須因他的行為而受到嚴厲懲罰。宙斯還命阿喀琉斯的母親水神連夜去往她兒子的營帳，告知她的兒子：是晚赫克托耳的老父親一定會前來討要屍體，而阿喀琉斯則必須毫無條件地允許——這是神們一致的態度。

所謂“人文原則”“人文主義”“人文精神”，乃是源遠流長的文化現象。無論在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中還是西方古代的文學作品中，只要我們稍稍提高接受的心智水平，就可以發現古人刻意體現其中的、那種幾近苦口婆心的、對我們後人的教誨。而這正是文化的自覺性、能動性、責任感之所在。有時，在同一部作品中，其善良願望與糟粕蕪雜一片，但只要我們不將自己的眼光降低到僅僅看熱鬧的水平，那麽便是不難區別和分清的。

據此，我們當然便會認為，在《希臘神話故事》中，美狄亞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美狄亞對伊阿宋的報復之念是我們理解的，但她為了達到報復目的，連自己與背叛愛情的丈夫伊阿宋所生的兩個孩子竟也殺死，便逾越了報復的尺度，超出了我們普遍之人所能認同的情理範圍。而這一則故事，如果我們不從這一文化立場來看，對於今天的我們便毫無認識價值了。而擯除了認識價值，那則故事的想象力本身，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只不過體現了人類童年時期的想象力，並無多少可圈可點之處。

若我們以同樣之眼光來看我們的古典文學名著，比如《水滸傳》吧，武松替兄報仇而殺潘金蓮，是謂私刑。衙門既被收買，報仇那麽心切，連私刑這一種行為，我們也是可以寬容的。

但是，當一個被縛住的弱女子終於口口聲聲認罪、哀哀乞求饒命時，卻還是要剖胸取心，我們今人都能認可嗎？

武松血濺鴛鴦樓，連殺十余人之多，其中包括馬夫、更夫、丫鬟。他們中有人也求饒命的，武松卻一味只說：“饒你不得。”

武松這一文學人物，本色固然堪稱英雄，民間聲譽甚高，但其憤怒之下的暴烈復仇行為，難免會使後世對他的喜愛打幾分折扣。然作為文學人物，那一些情節的設置進而可以說是成功的，因為恰恰描寫出了這樣一種事實——報復源於仇恨，仇越大，恨便深。大仇恨促生之大憤怒，如烈火也，能將人性燒得理性全無，唯剩仇恨，一報為快。殃及無辜，全不顧耳。武松報仇雪恨之後，以仇人血於壁上題“殺人者武松也”，按現今說法，這叫對某事件“負責”。所謂“好漢做事好漢當”，又顯英雄本色也。但也可以認為，一通的劈殺之後，仇恨之火終滅，理性又從仇恨的灰燼之中顯現了。

民間原則、司法條例、國際法庭、聯合國會議，不但為主持正義而形成，亦為限制報復行為的失控而存在。在現代世界的今天，一切歷史上的人和事，以及文化現象中的人和事，都當以更“人道”的立場來重新審視。因為歸根結底，一概政治的立場都絕對不可能是普世的。而人道主義是普世的將永無歧義。

是以，國民黨之殺害“渣滓洞”“白公館”那些所謂“黨國”的敵人，竟連幾個連連哀哭著求生的孩子也不放過，其殘忍的報復汙點，到任何時候也是抹不盡的。

是以，“文革”期間，對張志新這一早已在獄中慘遭種種淩辱的，唯有思想而已，絕無任何反抗能力的病弱女子，竟還要在不打麻藥的情況下由幾條罪惡兇漢牢牢按住，利刃割喉，以斷其聲——這一種殘忍行徑，也是將永遠將他們釘在罪惡柱上的……

年長者大抵知道，關於張志新烈士被害的經過，是經胡耀邦親筆批準，才在《人民日報》扼要登載的。“割喉”一節，出於對善良之人們心靈承受力的愛護，改成：“為了使她在赴刑場的途中不再能發出聲音，對她的聲帶采取了手段……”

難以明了的讀者紛紛往報社打電話，問那究竟是什麽意思，記者們難以作答。終於有人猜到了，追問再三才得到證實。那一天，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哭紅了哭腫了他們的雙眼。沒有那一天中國人流的許多許多眼淚，恐怕不足以證明中國人對“文革”這一浩劫有了起碼認識。

於是想到，有些人高調聚議，要求為“四人幫”平反。那麽，為“四人幫”平反，便等於最終要為“文革”翻案，便等於對當年千千萬萬為張志新烈士流淚的人們的蔑視。也等於，對許許多多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尤其那些被殘忍地迫害致死的冤魂的再踐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