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文藝品質

看《詩經》，估計大多數人會有這樣的感覺——“國風”部分頗引人入勝；“大雅”“小雅”也能助人對古代的種種祭祀活動多一些想象的依據；至於“頌”的部分，委實沒甚意思，瀏覽幾首，放書也罷。

全世界的古代，於詩歌中皆有“頌”的部分，古埃及、羅馬、希臘在此點絕不遜於中國的古代。帝也罷，皇也罷，王也罷，只要他們有被“頌”的心思和要求，“頌”的文藝現象就會油然而生。

漢武帝要興建天地祠，寵臣李延年便奉旨創作樂章，親自演唱。仿佛頌天頌地，實則句句著意地頌武帝。武帝一高興，又封了他一個新官職叫“協聲律”，等於朝廷第一大音樂家，專抓全國“頌”的文藝的開展。

“頌”詩雖然沒什麽文學價值，但卻有史學價值，可供當代人研究，古代是怎麽實踐禮樂制度、儀式的狀態是怎樣的。這種研究，不但可使古代文藝史更趨翔實，也有助於豐富今人對“封建”二字的全面了解。

對“頌”之文藝也要一分為二。有的皇帝極有自知之明，並不以為自己確是“真龍天子”，而且確使國泰民安成為了一個時期的事實——如古羅馬的一位皇帝奧勒留，不但是皇帝，還被視為柏拉圖之後的心靈哲學家。曾子所言的“吾日三省吾身”，他幾乎也是那麽做的；如中國漢時的孝文皇帝，三拒登基，當了皇帝是不得已之事。既然當上了，於是躹躬盡瘁；他親自耕作，改革田賦，引導百姓振興農業；他廢除了以斷人肢體、毀壞肌膚為懲罰手段的肉刑；他不僅自己衣著簡樸，連對自己最愛的夫人也要求嚴格，不許她用帶有繡花圖案的布匹做幃帳……

偏偏像奧勒留和漢文帝這樣的皇帝，特別反感對自己的歌功頌德。若民間產生對他們歌功頌德的文藝，肯定便是真情表達。奧勒留對人民的愛心對自己要求的從嚴是有證據的，古羅馬史中有著較翔實的記載。漢文帝是否真的那樣，無據可查，我們只有相信司馬遷了——但願他沒騙我們。

胡適評《詩經》，對“國風”部分極為欣賞，對“頌”的部分十分輕蔑。

文藝之“頌”，若產生於民間與產生於文人筆下，情況每每大不相同。產生於民間的，可曰之為“自然表達”，產生於文人筆下的，多半是取悅創作。那樣的文人，也多半是李延年之流。

《詩經》中體現家國情懷的，《載馳》最動我心。許穆夫人是衛宣公的女兒，許國國君穆公的妻子。北方遊牧民族發兵進攻衛國，衛軍全軍覆沒，衛國滅亡。許穆夫人聽到這一噩耗，僅率小眾隨從，乘車風塵仆仆，日夜兼程趕往衛國。許穆公出於擔心她的安危，派大夫們追趕，勸其勿往。而她意志決絕，一往無前，於是便有了《載馳》。

一般而言，男人只有一家一國。但女人不同，嫁入別國的女人，意味著有了兩個家，兩個國。任何一邊國破家亡，都會使不冷血的女人肝腸寸斷，正所謂手背手心都是肉。所以，《載馳》這種女性家國情懷的強烈表達，並且表達於馬狂奔、車劇顛的途中，表達於被圍阻力勸的情況之下，使文字具有躍然紙上的畫面感、場面感和互不相讓的對峙的沖突性。

“國風”部分收入了數篇女性題材的詩，證明《詩經》的編匯者們，在當時關注民生的眼是投向了女性的——這也可以說是古代的“文藝工作者”們的社會責任感，時代使命感；即文藝自覺，文藝本能。

還要提一下胡適，在其《白話文學史》中，古代的文藝自覺肯定不夠。他的心思太集中於古代是否有白話文學現象這一點了，因為他的寫作初心更在於此。並且，他點評到《詩經》中的底層民歌現象時，批判的是相對應的文人文學，士大夫文學；這種概念，也是不嚴謹的。文人不都是士大夫，文人和文人是不一樣的——“國風”中的詩，不都是文人潤色、整理、編匯的嗎？不是他們當時那樣做了，今人又依據什麽說長論短呢？正所謂，傳唱者唱的是情，編匯者有拳拳心。

《氓》反映的是底層婦女的一己命運，小家悲哀；《載馳》反映的是戰亂時期一國之“第一夫人”的族間親情，國家命運，亦所謂天火遍野，人皆生靈，人皆芻狗。此亦是情，彼也是情；小亦家也，大亦家也——超乎階級的同情，乃博愛也。當時的“文藝工作者”有此理念，一視同仁，難能可貴。

許多當代的《詩經》注釋者認為——《載馳》的作者為許穆夫人自己。根據是，詩中頻現“我”字。

竊以為，這是不對的。

該詩不可能作於許穆夫人出發之前，那與詩的內容不符；也不可能作於歸來之後，時過境遷，情緒已變；更不可能作於被圍阻的途中，哪來的作詩用具呢？須知當時還是竹簡時代。是否是現場所唱呢？那也太秀了點，把內心想法直接說出來不是更符合常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