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三分歸隋 四 “兩面人”高洋

北周內部頻出亂子的同時，與其相對立的北齊的開國皇帝高洋，已經穩穩當當地做了八年的皇帝。

高家的狀況與宇文家不同，自從高歡消滅爾朱氏、攻占洛陽以來，高氏就掌握著政治與軍事的絕對控制權，在關東地區不存在其他足以與之抗衡的勢力。其中的原因，一來，得力於高歡父子掃除異己的能力，二來，反對高氏的稍微大點的勢力，幾乎無一例外地投奔了西魏和北周。（“魏”這個象征正統的國號，早就沒那麽大的號召力了。北周代西魏那一年，北齊的南安（今湖北新洲一帶）城主馮顯就向北周獻城投降，可見對於北方兩國的將領，魏、齊還是周並不重要，關鍵還看為哪個政權效力能夠取得更多更好的利益）

如此說來，比之北周的宇文氏兄弟，高洋應該更容易搞好國家的內政外交，在統一天下的競爭中搶得先機。

然而，事情並不這麽簡單。

歷史學家湯因比在與池田大作談及民主與專制時，認為民主遠非完美的制度，甚至在很多情況下不如專制，但是與專制相比，民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更多的錯誤，相對而言，是目前所見的最好的制度。

這一觀點，有點類似於北周與北齊建國初期的情形。北周府兵制下的派系鬥爭，當然談不上民主，但可以歸類為制衡，宇文護代表的宇文家族雖然一時取得了權力上的獨大，但其他派系並沒有消亡，他需要時刻防止對手的“復辟”。在權力爭奪的過程中，大家的智慧其實是差不多的，你想得到的對方也想得到，勝敗的關鍵是看誰能犯更少的錯誤，客觀上促使宇文護必須采取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施政方針。北齊則由於高家的絕對領導地位，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功業可能很大，錯誤也可能很大。

作為皇帝，高洋的功業確實很大。即位之初，他就在很多人不看好的情況下，面對宇文泰的試探進攻，迎頭頂上，令一代梟雄宇文泰不戰而退，顯示出非凡的膽略。鑒於高歡、高澄時期吏制敗壞、貪汙成風，他重用吏部尚書楊愔主管刑律。楊愔是漢人，漢人集團認為這是向鮮卑舊貴復仇的好機會，自然加大力度整治起貪腐。高洋借著鮮卑與漢人的矛盾，既整頓了吏治，又打擊了舊貴勢力，還獲得了漢人的擁戴，一舉三得。

高洋的立法思想也很先進，他認為東魏的《麟趾格》還不夠完善，組織右仆射薛琡等人，在《麟趾格》的基礎上，修撰法典。這便是對隋唐律典產生巨大影響的《齊律》（為區別與南齊的法律，也叫《北齊律》）。《齊律》是一部集歷代立法大成之作，一共包括十二篇，949條，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無疑稱得上科學與嚴謹。

不僅立法，高洋也重視在貴族階層推動普法教育工作，他要求官宦子弟認真學習法律條文，知法懂法的比率一度提升了不少。

除了法制建設，高洋在行政、軍事方面的成就也頗大。天保七年（公元556年），高洋又下詔合並了因北魏末年割據征戰造成的大批冗余的行政區劃，一舉簡化了行政機構與行政規程。他又從鮮卑與漢人中精挑細選勇力過人、以一當百的武士，分別授予“百保鮮卑”和“勇士”的稱號，守衛北齊的邊境要塞。

高洋時代的對外武功，幾乎是一片輝煌。他在位的十年間，北齊與西魏-北周盡管沒有發生過一場真正的戰爭，但卻在軍事上保持著相對的優勢。宇文泰向西南攻城略地，高洋則向東北對侵擾邊境的庫莫奚、契丹、山胡等部族作戰，不僅大獲全勝，而且俘獲了大量人畜，北方諸胡紛紛遣使朝貢，莫敢不服。

如果說對小部族的作戰還只是以教訓為主要目的的話，那麽高洋對新興的突厥的戰爭，其意義則在於揚威與稱霸漠北了。

突厥的興起是公元六世紀中葉在中國文化圈內與侯景之亂並列的重要歷史事件。突厥起初是西北的遊牧民族，但他們並不完全靠遊牧為生，而是懷揣一項“獨門絕技”——鍛鐵業十分發達。憑著這門絕技，突厥人逐漸成為給柔然貴族打造兵器的附屬部落。隨著突厥鐵器在西域地區的暢銷，突厥部落日益強盛，天保三年（公元552年），突厥酋長阿史那土門向柔然求婚被拒，便突然對柔然翻臉，發兵大破柔然，曾經不可一世的阿那瓌可汗自殺，柔然部落分裂，分別逃入北齊和西魏。土門自稱伊利可汗，於天保四年挾取勝的余威南下，進入北齊境內。

在突厥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高洋毫不示弱，親自到晉陽整頓軍馬，然後北擊突厥騎兵。氣焰極盛的伊利可汗被打得找不著北，趕緊請降，答應每年向北齊遣使朝貢。

完成了新時代的“北擊匈奴”偉業，高洋為避免長期對北方的消耗與用兵，先後四次在北魏長城的基礎上修築長城，這又是一項遠追秦始皇的“豐功偉績”。值得一提的是，在天保八年（公元557年）第四次修築的長城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座內長城（“重城”），西起庫洛拔（今山西朔縣與偏關之間），東至塢紇戍（今山西靈邱一帶），綿延四百多裏，這段別出心裁的長城也是明代內長城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