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抑與控制（第2/4頁）

所有這一切趨勢的最終後果可以通過18世紀晚期與19世紀英裔美國社會道德基調的變化清晰顯現出來。在19世紀20年代，大多數評論家都認為，近幾十年來社會風氣日趨良善，性亂之風得到了遏制（盡管這種風習是僅被限制於地下，抑或確實有所減弱，他們對此莫衷一是）。1837年維多利亞女王的登基即位被視為強化了這一趨勢，而非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如今許多歷史學家都同意此種“維多利亞時代”嚴格約束性自由與抑制各種感官享受的朝綱一直延續至1901年——事實上，其作為西方性文化的典型特征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此種觀點如此盛行，以至於婚姻內部的性關系也發生了悄然改變。例如在1800年至1920年，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分娩率降低了50%或更多。這是一個持久的變化，並且它看上去並非主要由任何生育控制的措施所造成，而是由於各種性節制的方法廣泛應用於關系穩定的男女——禁欲、限制做愛、體外射精（只有從20世紀中葉開始，人工避孕手段才開始逐漸興起，到現在已成為主流，這提供了更大的性自由，同時不會讓生育率攀升）。

這種對於戒律的重新強調有個關鍵組成部分，即對於女人的去性欲化。本書曾試圖解釋這一趨勢在18世紀的發端，但其全面發展則要等到19和20世紀。對於所有階層的女性而言，性無知與性被動都逐漸被視作婦道尊嚴與異性戀愛的關鍵要素。這不僅是一種男性特有的理想，多數女性自身對此深為認同，並以這種標準看待他人。這也不僅僅適用於處女。正如最近有關20世紀之性生活的口述史所生動表明的，即使女性在夫妻生活中變得主動時，依然認同這一原則——而這作為一種軌範，一直持續至20世紀晚期。男人則相反，他應當采取主動，通曉性事，並懂得好女人並非一定很享受性愛。這種雙重標準在公開場合隨處可見，並且毫無掩飾。直到1991年，英國法律才正式確認了婚內強奸的概念。

在英國的語境中同樣重要的，乃是社會層面的雙重標準進一步得到了發展。從19世紀開始，至20世紀，對工人階級管理、控制與強行提高性道德成為了中層與上層的政治家、評論家與社會改革家的一項要務。與性別一樣（以及殖民地中的種族），階級成為了性經驗中一個他者的關鍵標簽，它既可能使人著迷，也可能使人反感。我們可以在無數私人生活之中看到其影響。它使得無數有產階級的男男女女愈發迷戀於妓女的生平與人格，它更普遍地展現出維多利亞時代與愛德華時代社會調查者的窺陰癖，並且它時時刻刻都充斥於都市男女的生活交際之中。在一件關於倫敦的資料最詳實的案例中，紳士階層的公務員阿瑟·芒比（1828-1910），終其一生都在性上困擾於並記錄下了當時傳統的女性理想類型與充斥都市的強壯、肮臟、醜陋之工人階級女性的身體之間所存在的緊張感。他不斷地對她們觀察、采訪、速寫、攝像、描述與歸類，自身之權力與她們之墮落間的反差讓他感到興奮。他花了幾十年時間追求一個女傭——漢娜·庫爾維克，最終他們秘密地結為夫婦。但直到1909年去世，她一直與他若即若離，作為一個粗婦，她是他的用人——為了他，為了這個世界，她一遍又一遍地在各種私人與公眾場合扮成一個低賤、順從、無知與身體物化的女人。

相似的迷戀感以及財富與權力的跨階級動力，刺激了男性間的同性行為。不論遊蕩在擁擠的商業街還是土耳其浴室，對許多富裕的男性而言，與某個“猛男”的秘密私通所帶來的興奮感，顯然因為社會越軌的風險而變得更刺激。1953年，《流亡的心》（The Heart in Exile）——一部富於同情的關於倫敦同性戀生活的暢銷小說——中的一個貴族角色，依依不舍地緬懷著日益消失的文化。“我們這樣的人如今沒那麽多錢了”，他抱怨道，“工人階層不再像過去一樣尊重我們了”——而在之前，工人階層的年輕男性

是有求必應嗎？男孩接受我們是因為我們有地位嗎？他們喜歡我們，乃是因為我們不像女人那樣花他們的錢。我認為我們過分寵愛了他們，而女孩子則並未如此。不管怎樣，他們現在養得起女人，如果他們不想要女人的話，還有足夠的錢找別的樂子。

“我們不喜歡像我們自己這樣的人，”另一個人則說道，“我們不想找任何同類，我是指受過教育的中產。事實上，我們要的正好相反。我們想要原始的、未開化的、粗暴的。”

異性戀者對於同性戀的態度也深深地染上了階級觀念的印記。醫生、法學家與犯罪學家都試圖理解同性戀的欲望，他們往往會對此做出區分：一種是成熟的體面人士懷有的更具愛意、更為自然的情欲；一種是工人階層之中變態的亂交行為——這種行為，正如1949年一本名為《犯罪心理論》（Psychological Treatment of Crime）的手冊所斥，只不過是混合了“原始的性沖動與嘗試一切性活動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