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推銷與宣傳（第2/2頁）

這一進程又伴隨著人們逐漸利用性經歷作為政治武器。顯然，人們很早就利用性醜聞來抹黑政治對手，在18世紀這一手段本身並不算新鮮。不過有三件事是新的。大眾輿論如今日益被視為一種合法、重要且無可逃避的政治辯論舞台。這一觀念早在1649年與1688年革命期間就可以窺見，此後一百年間，它得到了迅猛發展。第二個變化乃是宣傳的力量已經遠勝從前。在此前的數個世紀，大多數與政治有關的性諷刺只是通過口傳或者簡短而易逝的諷刺與誹謗抄本的形式傳播。如今則形成了一種持續而廣泛流通的公共印刷載體，承擔起揭發性醜聞的任務。虛構的回憶錄、報紙、煽動性的雜志以及諷刺性的印刷品——這一切經常公開或秘密地被用來抨擊政客與某個妓女有染或者傷風敗俗。

第三種新事物，乃是性諷刺被日益用於激進的政治目的：不但攻擊特定的個人，甚或譴責某個淫亂的宮廷，而且還鼓動人們反對整個腐朽的貴族與君主制度。從1760年開始，紮根在倫敦的法國作家掀起了一股借助誹謗與色情作品來抨擊法國教會與政府的熱潮。他們中間某些人的動機與其說本於原則，不如說出自貪婪，但他們作品的效果都是一樣的。正如羅伯特·達恩頓與其他研究18世紀法國的歷史學家所準確指出的，這股誹謗的潮流幫助塑造了法國的輿論，並且嚴重削弱了王室政府的合法性，不論在1789年之前還是之後。到了18世紀90年代，英國的作家與出版家也逐漸采取了相同的手法來吸引廣大讀者。在喬治王朝時代晚期倫敦激進的下層社會中，反教會與反貴族之色情作品的出版，與爭取民主與政治革命的訴求緊密聯系在一起。最不同凡響的，則是由喬治四世那位感情不和的妻子——卡羅琳王後——親自參與，其他人對其支持或反對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性揭發、敲詐、勒索與宣傳醜聞的運動，從1806年（當他還是攝政王時）直至1821年（當她去世）。他是一個聲名狼藉的浪蕩子，而她則被指責包養自己的情人。他們的對立演變為一場輿論大戰，引發了這個國家成百上千的中產與工人階級的男男女女，投入到政治示威遊行與激烈爭辯之中。每一階層的政客都在通過每一種印刷媒介對此煽風點火，上至國王與王後，下至格拉布街的潦倒文人（見彩圖19）。

卡羅琳王後究竟地位特殊，並且她總是堅稱自己是清白的。而到了1800年左右，媒體革命使得那些即便出身低微、公然淫亂的女性，也可以利用她們的性能力獲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與商業效果。例如在此前的時代，一個國王的情婦絕不可能想象自己挑戰君主的權威，或向公眾揭露性醜聞；但如今，此種事情已屢見不鮮。1781年，演員、作家與女權主義者瑪麗·羅賓遜——她正好也是當時最知名的妓女之一——公開威脅公布她之前的情人威爾士親王的書信，直到她獲得了一筆五千英鎊的“賞賜”和一筆養老金才作罷。1806年，當約克公爵甩掉其情婦瑪麗·安妮·克拉克且未提供適當的經濟補償時，她同樣威脅出版他們兩人的生活細節。然後，公眾開始知曉她曾在一個賄賂與貪腐的圈子中占據核心的位置，在公爵對於軍隊、教會及政府職員之任免中進行非法交易，她還參與組織影子寫手炮制小冊子來非議王室。最後，她把自己聳人聽聞的回憶錄印制了一萬八千份，並附上公爵給她的情書。結果，她得到了一筆來自政府的巨額賞金作為補償（一次性給付一萬英鎊，並為她及其女兒提供養老金），作為交換，她得隱藏這份危險的文本（見彩圖20）。名妓哈麗雅特·威爾遜做得更絕，她通過敲詐與刺激手段的並舉，讓自己得到了最大的利益。首先她宣布自己的回憶錄即將面世，這給她此前無數的情人帶來了恐慌，尤其是國王。接著，她私下給每個人寫信，威脅他們若不寄來數百英鎊的話就將其曝光。單憑這一招她就把數千英鎊搞到了手。隨後，她又提前公布了書中包括的那些嫖客之姓名。最終，這部著作分冊出版，贏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又為她帶來了數千英鎊的收益。它在第一年就發行了三十一版，這還不包括無數盜印、剽竊與偽造的版本（見彩圖21）。

50.瑪格麗特·利森之轟動性的回憶錄的書名頁，1795年“為女作者而印”。

因此，在18世紀不僅出現了新的傳播方式，新的宣傳觀，同樣出現了一種新的名媛。這類女性並不回避醜聞，她們沉湎於此。當詹姆斯·博斯韋爾1776年第一次遇見他未來的情婦瑪麗·拉德時，她已經聲名狼藉，並以此為榮。“噢，先生，”當他自我介紹時她叫道，“請坐下——我經常聽說您，我們可都是名人啊，先生，您請坐。”這種自我意識，這種稱為公眾眼中之名人的自覺，乃是名流文化中的一個關鍵要素。它不僅維持著這些成功妓女的生涯，也推動著女性作家與演員的事業。這種公開展露的自信只局限於極少數性獨立的女人。保守的評論家則對此口誅筆伐。整個19世紀，它都遭受著持續打壓。盡管如此，1700年之後出現的這種自信感標志著女性之性行為的觀念與自我表現的一個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