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縱輿論（第3/3頁）

要展現媒體在影響觀念、聯系人群以及促進行動等方面日益強大的潛能，我們只需比較一下托馬斯·布雷與喬納斯·漢韋這兩位當時最活躍的社會改革家所采取的方法。當布雷在17世紀90年代計劃建立一座妓女懺悔院的時候，他只是讓自己計劃的抄本在一小群祝福者中間傳閱，以及私底下向熟人遊說，以獲取他們的支持。當時還沒有定期的報紙抑或雜志，可以讓他很方便地向廣大公眾發表自己的觀念，他也沒有通過出版小冊子來讓任何人都可以審視其主張。相反，他親自接觸某些關鍵的人物，試圖獲得他們的助力。即使在17世紀晚期，這仍然是一種極為常規的程序。正是以此種方式，布雷在不久之後即成立了基督教知識促進會——可能是當時最成功的慈善機構——以及福音推廣公會，這個機構的成立也幾乎沒有借助任何公眾的資源。

對於半個世紀後的喬納斯·漢韋而言，這樣的沉默行事是不可想象的。他同樣非常擅長私人交往與個人籌款。他非常關注此類細節，例如當潛在的捐贈者收到有關抹大拉之家的書籍時，此書的封面即描繪出懺悔者在呼喊，“噢，救救我，救救我”，以此來確保本書的信息在展卷之前就已經傳達出來。盡管如此，漢韋仍然堅信有必要訴諸更為廣泛的受眾，並且充分利用印刷的力量。他認為，出版比公眾集會更有效。因為其使得一個人的信息可以不受阻礙、幹擾或抵觸地傳播，並且使民眾有時間領會與思考其是非曲直。不止於此，盡管“很多人沒有時間，還有更多人認為自己沒有時間來閱讀……然而，即使這種情形也使得他們非常信賴那些書評人的報道”，因此那些具有誘導性的評介同樣十分關鍵。所以，他的方法就是在媒體上連篇累牘地制造正面形象，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自己的話，為的是讓信息盡可能廣泛而持續地傳播：經常以匿名形式反復發表同樣的語句與情感，見諸圖表、書信、議論、批評、宣傳、預告與廣告之中。他始終盡力地保持著一個中立、公正的旁觀者形象。事實上，正如弗朗西絲·伯尼所言，他“沉溺於”報章。可是面對讀者，漢韋偽裝成一位超然的觀察者，只有在事情出現意外時才被卷入爭論。“因為我沒什麽時間來閱讀，”他在一篇吹捧抹大拉之家的文中虛偽地說道，“我自己寫下的可都是肺腑之言。”

漢韋的手段說明了此前五十年所發生的大眾傳播之變遷。從今往後，即使是任何辯論中的次要言論，也往往立刻在城市中被放大、重復與傳播，制造出一種廣泛而深遠的公眾議論，這在此前無法想象。小冊子、報紙、文學刊物以及普通讀者，都在爭相評論一切流行的話題。不過，這種討論並非如表面所示，完全是自發與自由的。正如漢韋這類宣傳家展現出的高超伎倆，其中任何一個層面，他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煽動、刺激、驅動、影響、利用以及指揮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