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大爆炸（第2/2頁）

從許多方面來看，卡爾頓夫人的公共形象及其文學改編，都極像18世紀那些聲名狼藉的女性，她是1700年之前的一個孤例。因此，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為什麽到了18世紀，印刷與宣傳不僅擴大了領域，而且逐漸被運用於新的途徑。

這一轉變如此復雜，以至於我們只能將其視為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社會以及思想環境的變化所致，這其中包括民意之特性、辯論的手段與術語、有關私人與公共生活之假定、名望與聲譽的性質等。

首個重要的變化是，新的傳播方式的普及性，促生出一種對於民意的不同態度。在過去，直接訴諸公眾意見的觀念受到了作家、藝術家與政治家的普遍質疑，然而在喬治王朝時代後，這類人群逐漸強烈地自我意識到其與更廣大公眾間的關系，以及其自身有賴於來自公眾的支持。他們不再將“普通”或“俗常”的觀點視作鄙陋與謬誤，並且日益熱衷於衡量、塑造與遵從“輿論”——這是一個新的短語，創造於18世紀早期，反映了一種態度的變化。理論家、批評家與政客，仍然完全可以宣稱大眾的觀點是謬誤的，或者區分出審慎與盲目的評價，或者蔑視一切流行的東西；但是，民意的崛起勢不可擋。正如此問題的熱心研究者約翰遜博士建言：“國內批評總是有上訴至更高司法的權利，而公眾，因其從未被腐化，也很少被誆騙，所以對於文學主張擁有終審權。”

不少政治、哲學與藝術史家都曾深入研究過這一進程，但嚴格說來，它與本書主旨的關系才更為密切。在文學與政治領域，新的傳播類型與方式可以至少追溯至17世紀早期，相反，說到人們對於性行為的看法，將印刷的力量作為民意的一種載體，其進展要晚得多，也更為突然。只是在18世紀早期，才出現了一種相應的文化，在其中，廣大讀者可以持續且公開地談論性事務。報刊業的興起，使得社會信息更為自由、持續與大量地及於民眾，它在一份份報刊中被不斷復制、評論，被空前開放與多樣的讀者群體分享。通過這種方式，一套傳播與討論新聞與觀念的大眾傳媒系統第一次穩定地建立了起來。

小冊子的使用同樣也發展迅速。早在17世紀，小冊子已遍地開花，尤其是政治與宗教主題的。辯論家愛德華·史蒂芬斯——我們在第一章中提到過他——在1689年至1706年間，發表了一百部左右的各類論著，而他還不過是個相當次要的作家，當時肯定有別的作者比他更為多產。到了1750年左右，小冊子的論域大為擴展，且較之五十年前，即便是次要作家，得到其作品也要容易得多。至18世紀中期，隨著報刊與小冊子之出版業的不斷成長，幾乎任何識字的人都可以實現其將信息與觀念迅速、方便與匿名地傳播給廣大讀者的願望。

這種新的媒體同時積極地鼓勵其讀者跟它們互動，從而參與到公共討論之中。作者直接與讀者通信並不新鮮，書籍與小冊子刊出回復之文亦非罕見。不過，報紙與雜志的激增帶來了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大多數這類出版物頗為依賴普遍讀者——往往匿名——主動寄來的通信、詩歌、隨筆、廣告與聲明。通過這種方式，公眾及其觀點漸漸比以往變得更為明晰與自信。不止於此，與通俗報刊的接觸本身，也必然會指導讀者們熟悉全新的宣傳機會與慣例。讀者對於時事問題之回應，通信者之間的持續對話，以及不斷散布於報紙、小冊子與雜志中的公共意識，這些方面的突顯，使得人們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從屬於一種廣闊、活躍與自信的討論者群體。

這不僅僅是幻覺，因為早在1710年代，通俗報刊的編輯就已經收到了數量遠超其印刷能力的信件。不幸的是，多數投給報紙和雜志的信件都未署名或只署上假名，所以我們不可能知道它們來自何人。不過，在18世紀下半葉，這種機遇感可以從詹姆斯·博斯韋爾1758年至1794年的作品目錄中窺見一斑。雖然並不完整，但其中仍包括了數以百計的匿名書信、隨筆、評論、詩歌、警句、批評、公告、報道與其他投稿，最初登載於二十多份不同的報刊，後來又在其他很多地方重印。博斯韋爾顯然是一位紳士與老練的作家，不過那些更為平凡的男女也開始敏銳地意識到，可以利用報刊資源宣傳自己的主張。至18世紀中葉，甚至罪犯、自殺者與死刑犯，也往往爭取在小冊子與報紙上宣傳自己的思想。“從沒有哪個時代，”約翰遜博士在1753年寫道，“不論能力如何，不論教養高低，不論什麽職業，任何人都顯示出對於媒體如此強烈的熱情。”這成為了此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