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潔與階級（第2/3頁）

正是這導致了性交易的流行與多樣，不過人們也並不難提出其他的解釋。“在我看來，聲稱妓院與紅燈區充斥著出身於窮苦勞工的妓女，乃是錯誤的。”桑德斯·韋爾奇反駁說。他自己的父母就曾是窮人。更容易淪入此道的是“那些出身稍微好一點的孩子”，她們接受的教育好高騖遠，或者她們被習得的虛榮所腐化，極易蹈入毀滅之路。威廉·多德同意，生計當然會迫使女性出賣自身，但同樣常見的因素是，“她們的父母疏於教育，其中有些人竟莫名其妙地花好些錢把孩子送入寄宿學校，他們認為如果孩子只學一門手藝的話，實在與自己的身份不符”。

類似對於中產階級之貧乏的關注也廣泛見於文學作品。在18世紀中期，大多數虛構的妓女角色出身於較為體面的階層。在亨利·菲爾丁的笑劇《劫中劫》裏面，希拉萊特假裝成一名妓女，說她與她十五個幹著同樣營生的姊妹都是一個鄉村牧師的女兒。荷加斯同樣認為這是“共識”。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人們有一句口頭禪為“倫敦妓女多是牧師之女”。在《抹大拉之家懺悔者列傳》（The Histories of Some of the Penitents in the Magdalen House）中，第一個到來的被收容者是“埃米莉”，是個出身於西南部貧困牧師家庭的孤兒，她第一次被誘奸發生於她服侍紳士之時。另一位廣為人知的女主角“是一個行伍之中的紳士之女，接受了博雅的教育，卻因為種種不幸而陷於貧窮與匱乏”。根據抹大拉之家自己的宣稱，其典型的被收容者乃是“父親的掌上明珠，而其父親在生活上則是一位優雅與體面的人士”。因此至18世紀末，人們傾向於將賣淫視為兩個階級的墮落女子的被迫之舉：來自窮苦勞工階層的女孩，以及“貧窮商人的時髦女兒，或生計堪憂的牧師之女”。

結果是，這造成了一種假設，即任何懺悔院都應包括至少來自兩個階級的被收容者：“那些出身卑微、家境貧寒的”，以及“那些更有教養的”。更縝密的規劃者如約瑟夫·馬西即強調必須有更為細致的區分。每一階級的人獨處一屋，其勞動、衣著、飯食以及未來期望皆有所分殊：

1.受過道德培養或高雅教育的女人或女孩，這可以從她們的談吐與舉止中看出來。

2.在大戶人家服侍過的女人或女孩，這可以從其外觀與行為中看出來，抑或那些明顯比底層人地位更高的女人或女孩。

3.非常無知、粗俗、固執或魯莽的女人或女孩。

4.那些健康與元氣已經大損，以至於不能恢復的女人或女孩。

當倫敦抹大拉之家開始運行之時，其組織方式正是如此，“更高級、更舒適的房間留給更有教養、更加正派的人”，而“低等的人”則住在低等地方。在每個房間中，都有一個人被任命為“上級”或“領導”，其他人按照品格與行為分為各個等級嚴格服從她。1772年，這所慈善機構搬遷至位於黑修士的新建房舍之中，並對這些被收容的“家夥”一直嚴格劃分為三個“等級”，居處於相互隔離的建築之中，“按照設計，每一座建築的前部都對著其他建築的後部”。

不過，在此種社會區隔的關注之下，更深的推論仍然是：窮女人必然不那麽正經。出身更高的妓女不僅更有教養，而且內在更“精致”與更正派，人們希望，她們中的很多人應該在墮落之初就得到拯救。“大部分普通人”則相反，“羞恥感早已消磨殆盡”。“精致”在她們那裏從來就無從尋覓。她們的父母從未保護過她們，因此即便她們“天生的婦德”亦在年輕時被消磨幹凈。她們沒什麽性道德，所以她們更容易淪為最低賤的那類妓女。這種傲慢態度並非無人質疑，在19世紀早期，它就激起了著名的女權主義批判。它也不是新生事物。不過，它的表述更為露骨，看上去似乎更能得到經驗的支持，並且其“階級”的術語在思想上要比以往更為精細。

19.抹大拉之家的新建築，每個階層的被收容者各在獨立的一側。

它對於慈善之舉的影響極為深遠。就短期而言，慈善家們更偏愛出身較高、教養較好的女性，她們更容易被改造。都柏林收容所的管理者十分關注其潛在被收容者的地位與教育情況，而且似乎頗排斥“人渣”。雖然所有靈魂都是平等的，但在過往六十一位被收容者中，有三十二位“起碼是中等出身”，德羅莫爾主教在1773年自豪地說。在之後的十年中，倫敦抹大拉之家的管理者們將目標從現時的妓女身上移開，轉移至那些因為誤信婚姻承諾而被誘奸的年輕女子，這些人“從未在城中公開行淫”。這家慈善機構改造女性的成功率也由此直線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