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與工作（第2/2頁）

結果是，過去人們眼中之賣淫與貧窮的因果關系，如今差不多被倒轉過來。例如在18世紀末期，女權主義對於賣淫最早的重要考察乃聚焦於女性的失業。“眾多的男性”侵占了此種女性職業，如販賣“亞麻、紗布、緞帶與花邊……香水與化妝品……羽飾與小裝飾……童帽與軟帽”，普裏西拉·威克菲爾德在1798年評論道，這致使“很多貧困的女性無法謀生，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不賣淫求存”。瑪麗·安·拉德克裏夫在《女性代言人：恢復女性被男性所侵占之權利的一項倡言》（The Female Advocate：or an Attempt to Recover the Rights of Women from Male Usurpation）之中也同意，男性對於職業的壟斷，迫使女性“不得不靠出賣美德來換取面包”。她們的個人經驗都使其知曉在沒有丈夫支持的情況下，女人要維持一個家庭多麽不易。

在諸如瑪麗·海斯與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等更為激進的思想家的著作中，這一批評益加激烈，賣淫有時候甚至被視為全部女性苦難的一個縮影。在沃爾斯通克拉夫特未完成的小說《女人的過錯》中，主角在聽聞一個妓女可怕的故事後，“遂陷入了深思……她由此考慮到女性之普遍受壓迫的狀態”。這種主張在18世紀90年代艱難的經濟環境中具有特別的力量。不過在當時，人們早已認為就業機會不足乃是導致賣淫的主要原因之一。1758年有人評論道，“女性在商業中的就業很少，在制造業則更少”，因此她們淪落風塵不足為奇。另一位作者在1760年警告說，拒絕支持與雇用墮落的女子，認為她們與其艱難謀生，還不如“為了貞潔而殉身”，這種態度荒謬而虛偽。

結果是，在18世紀中期，慈善家們普遍主張應該向妓女提供某些種類的工作，以使她們能夠誠實地生活，並且利用其勞動潛能發揮更好的作用。約翰·菲爾丁建議抹大拉之家成為一座公共洗衣房，這樣就可以獲得最大的效用。蘭貝斯收容所則試圖讓女孩子們學會有用的手藝。不過，隨著此一觀念不斷深化，一個後果也越發清晰地顯現，即很難既解決那些女人的就業，同時又保證別的女人免於失業。“如果所有的亞麻都在這兒洗，那些貧苦的洗衣婦該怎麽辦呢？”一個評論者批評道，“難道不該馬上又給她們建立一座救濟院或收容所嗎？”培訓孤女與從良妓女學習縫紉、制衣或其他手藝，這只會毀掉那些以此謀生的女性，讓她們淪落風塵。

一定程度上是出於避免此種矛盾，許多慈善家計劃開辟新的就業領域。波斯地毯之市場的迅速成長，以及在國內壟斷其生產的想法，第一次促使漢韋全面而嚴肅地考慮懺悔院的設想（見插圖16）。還有人建議織邊企業，以此“節省大量支付給法國與弗蘭德斯的金錢”，或者由英國女性從事的制造業，正如“德累斯頓工廠，如今那極為流行”。經濟理論家約瑟夫·馬西認為，此種計劃的各個方面都旨在降低外國的進口。

一個更值得攻擊的靶子，則是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歧視。“有許多行業被男人把持，”漢韋說，“但女性一樣能夠勝任，而其中頗有天分之人則可以做得更好。”約翰·菲爾丁列了一張表——“縫鞋與編鞋……制造各種海軍使用的成衣……給表殼嵌釘……制作假發與薄板箱”。似乎存在著無窮的可能性：別針制造、為假發商編織頭發、人造花朵、兒童玩具等等。人們希望，如果女性就業的領域可以拓寬，那麽會有更少的女性在一開始就被迫淪落青樓。一位作者寫道，在伯明翰，女性投身於各種男性職業，例如制表與雕刻。“我還被告知”，他驕傲地宣稱，“在伯明翰，站街女已經銷聲匿跡。”

16.喬納斯·漢韋早期對於懺悔院生活之想象：祈禱、健康飲食以及制造地毯的有益勞作。

盡管如此，當抹大拉之家以及蘭貝斯與都柏林的收容所建立之後，其收容者所從事的都是些常規工作，而其收入亦甚微。除了早期曾嘗試制作“土耳其風格”的地毯，她們主要是紡羊毛、亞麻，纏絲以及縫制衣裳，完全不是此前所設想之“全新的女性職業”。蘭貝斯收容所多次張貼廣告以招攬生意。它裏面的女孩子縫制的“全鑲邊襯衫”價格兩先令，“普通”的價格一先令六便士，女仆的直筒連衣裙則僅需一先令。不過需求甚微，結果這所慈善機構被迫拮據度日。其院內的部分場所被轉租給一個魚販，一座馬廄被改建為它的首座禮拜堂，園丁乃身兼看門人，而一個十四歲的盲童則負責在儀式上吹奏口琴（直到他的演奏引起了“強烈抱怨”，才花錢請了個音樂家來代替）。結果再次證明，性慈善事業的理想與實際成果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