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級制與偽善（第2/2頁）

淫蕩而偽善的改革者，因此成為了18世紀戲劇中一個常見的滑稽人物。在瑪麗·皮克斯的滑稽劇《不同的寡婦》（The Different Widows）中，改革者德洛爾先生是一個偽善的傻瓜，他的妻子很鄙視他。有一次他被發現與一個年輕女人同床共枕，於是被迫坦白“有很多次，當我斥責邪惡的時候，我自己已經被引誘了”——所以許多“美麗純潔的違法者”最後都上了他的床，而不是進了感化院。喬治·法誇爾的《恩愛夫妻》（The Constant Couple）塑造了一個年老的市議員斯莫格勒先生，他吹噓自己對抗邪惡的努力，即使當他與聲名狼藉的盧維爾夫人私通時。當她快被說服的時候，他宣示了真理：“我早就是一個偷情者，我還沒有我看上去一半的虔誠。告訴你，小壞蛋，為什麽我要偽裝成這個樣子，因為我們的神聖都是外在的，都是偽善。”在另一出戲中，主角是一個典型的“淫蕩之克星”，市副議員德賴弗先生，他承認“私底下我自己愛著一個少婦”，而他的改革社團則對妓女與小偷進行敲詐勒索。

這類嘲諷作品追隨的是一種悠久的文學傳統，這種傳統把清教徒與其他狂熱分子描寫為偽裝者與誤導者。這一傳統在18世紀之所以獲得生命風行一時，正因為其喚起的道德異議顯得越來越合理。道德改革者們不僅公開歧視底層罪犯，而且他們越來越公然地采用各種唯利是圖的手段，甚至已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拒絕同流合汙已經沒有意義，祛邪會的一名宣傳家1804年寫道，因為“耗子只能被白鼬在洞中捕獲，邪惡只能在它的洞穴中追蹤，那就得變得跟它一樣”。結果便是，很多批評者發現妓女與監管她們的人之間在道德水準上沒什麽差別。沃德在1700年嘲諷道：“一個現代的祛邪者”乃是“一個最需要具備這種惡行的人，此人一無所用，除了像皮條客一樣，依靠別人的淫行為生。每天晚上睡覺前他都真心祈禱這個世界越變越糟，這樣就能讓他活得舒服，也讓惡魔心滿意足”。一百多年後，西德尼·史密斯以同樣的觀念批判了祛邪會：“那些人，他們的職業就是逮耗子，他們也熱愛逮耗子；滅蟲者欣喜地抓住蟲子；懲治者欣慰地發現他的罪惡。最後來的人很快就變成了和先來者一樣的生意人，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講道德，或為他們各自的邪惡存於世間而感到痛心。”

5.一首幽默的歌謠（獻給“所有改革的朋友”），說的是一個所謂正直的反對派牧師之下流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