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勝利者（第2/10頁）
美國還是一個新世界，是在開放的國土上建立起來的開放社會。人們普遍相信，身無分文的移民來到這裏之後便能獲得新生（成為“白手起家的人”），而在每個人致力奮鬥的過程中，一個自由、平等、民主的共和國，一個在規模和重要性上都獨一無二的國家，便在1870年前建立起來了。美國一度標榜它的政治形象是革命的，與歐洲王室、貴族的舊世界，與四下征討的舊世界迥然不同。舊世界形象可能已不再那樣生動，至少在它邊界以外的地區已不再是。代之而起的美國形象，是一個擺脫貧困的地方，是一個經由個人致富活動為個人帶來希望的地方。相較於歐洲，新世界的新越來越不在於它是一個新社會，而是一個新富起來的社會。
然而在美國國內，革命的美夢離結束尚遠。美國仍保持其平等、民主的形象，尤其是不受限制、無政府式的自由形象以及充滿機遇的形象（日後變質為“命定論”）。威廉·H.蘇厄德（William H.Seward）1850年說：“大西洋國家……不斷革新歐洲和非洲的政府及社會組成。太平洋國家必須在亞洲發揮同樣崇高而仁慈的作用。”[3] 如果不了解這個烏托邦成分，就無法理解19世紀的美國，就此而言，也無法理解20世紀的美國，雖然這個烏托邦成分日益被志得意滿的經濟和技術活力所掩蓋，也日益轉化成經濟和技術活力，當然在發生（經濟）危機時除外。這種烏托邦成分淵源於自由土地上自力更生農民的農業烏托邦思想，與大城市、大工業世界格格不入，在本書所述時代尚不甘心向大工業世界俯首稱臣。甚至像新澤西紡織城帕特森（Paterson）這樣典型的美國工業中心，其商業氣息也還無法居於統治地位。1877年爆發紡織工人罷工，廠主們強烈抗議共和黨市長、民主黨參議員、新聞界、法院以及公眾輿論，抗議他們不支持業主。他們的抗議其實不無道理。[4]
此外，美國的主體仍然是農村：1860年時，只有16%的人口居住在總人口8000及以上的城市。這種地地道道的農業烏托邦——自由土地上的自由農民——能比以往的任何時候動員起更大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從人口日益增多的中西部。它為共和黨的組建做出巨大貢獻，對共和黨反奴政策的貢獻更自不待言。（因為無階級的自由農民共和國綱領，根本無法與奴隸制度牽扯到一起，對黑人也不感興趣，因此共和黨黨綱便排除了奴隸制度。）1862年共和黨在國會通過《公地開墾法》（Homestead Act ），這是它取得的最偉大勝利。《公地開墾法》規定：凡在美國連續居住5年者，每名年滿21歲的男子可免費獲得160英畝業經國家丈量的土地；居住滿6個月者，可以每畝1.25美元的價格購買土地。不用多說，這種農業烏托邦失敗了。1862—1890年之間，受惠於該法案的美國人不到40萬戶，而這期間美國人口卻增加了3200萬，其中西部諸州增加了1000萬。光是鐵路部門出售的土地就比《公地開墾法》分給農民的土地還要多，售價每畝5美元。（鐵路部門因獲得無數公地，遂做起房地產和投機買賣，以便從房地產和投機的盈利中彌補修建鐵路和運營鐵路的虧損。）無償土地的真正得利者是投機商，是金融家和資本主義企業家。到了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自由農民的田園生活美夢已很少被人談起了。
我們該將美國這種變化看作革命美夢的結束，還是新時代的到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發生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神話本身便可為這時代的重要性作證，因為美國歷史上兩件影響最深刻、最久遠、最被大眾文化視為珍寶的大事，就屬於這個時代：內戰和西部（開發）。而在涉及西部（更準確地說是南部和中部）開發時，這兩大事件又密切關聯。西部開發引起了共和國內部的沖突，即代表來美定居的自由移民而且重要性日增的資本主義北方，與奴隸社會的南方之間的沖突。為了將奴隸制度推行到中西部，在1854年發生了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之間的沖突。正是這場沖突促使共和黨誕生。1860年林肯當選總統，又促使美國南方於1861年從美利堅合眾國中獨立出去。（脫離聯邦的州包括弗吉尼亞、南卡羅來納、北卡羅來納、佐治亞、阿拉巴馬、佛羅裏達、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田納西、阿肯色、得克薩斯。一些邊境的州猶豫不決，但是沒有脫離聯邦，包括馬裏蘭、西弗吉尼亞、密蘇裏、堪薩斯。）
移民居住區向西延伸本非新的舉措，只是在本書所述時期，由於有了火車，也由於加州的發展（見第五章），而使向西部擴展的速度大大加快而已。第一批移民於1854—1856年到達密西西比河，並到河的對岸定居。1849年後，西部不再是一望無際的邊境地區，而是夾在兩個高速發展地區之間的大片草原、沙漠和群山，那兩側飛快演變的地區，即美國東部和太平洋沿岸。橫跨內陸的幾條鐵路同時建成，東行的鐵路始於太平洋沿岸，西行的始於密西西比河，兩條鐵路在猶他州會合。1847年，摩門教（Mormon）將猶太人從艾奧瓦轉移至此，因為他們錯認為這裏太過偏僻，是非猶太教人到不了的。事實上密西西比和加利福尼亞之間的地區（“蠻荒的西部”），在本書所述時期仍然相當荒涼，和“已開墾的”地區或中西部大不相同。在“已開墾的”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定居的人口已經很多，土地成了良田，甚至日益工業化。據估計，1850—1880年，在大草原、西南部以及多山地區建設農場的總勞動力，與同期東南部或早有移民定居的大西洋沿岸中部的幾個州相比，幾乎不相上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