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向才幹之士敞開進身之路（第3/9頁）

白手起家而且頌揚資本主義的報界人士兼出版家——《裏茲信使報》（Leeds Mercury，1774—1848）的貝恩斯（Edward Baines）、《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 ，1791—1844）的泰勒（Jonh Edwart Taylor）、《曼徹斯特時報》（Manchester Times ，1792—1857）的普倫蒂斯（Archibald Prentice），以及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1812—1904）——他們將“政治經濟學”轉化成幾個簡單的教條式命題，並借此賦予中產階級知識上的確切性。而除了易動情感的衛理公會（Methodist）教派外，清教異端中的獨立派、唯一神派、浸禮會和教友派，則賦予他們精神上的確切性，以及對無用貴族的輕蔑。一位不為恐懼、憤怒甚或憐憫所打動的雇主，告訴他的工人說：

上帝確立的公正公平法則，人類無權侵犯。若有人膽大妄為欲加阻撓，或遲或早，必定會受到相應的懲罰。……因此，當主人們放肆聯手，以其聯合力量更有效地壓迫仆人時，他們就是以此行為侮辱上帝，上帝的詛咒將降臨在他們身上。然而，另一方面，若仆人聯合起來向雇主敲詐只應屬於主人的那份利潤時，他們也同樣破壞了這條公平法則。[7]

宇宙仍然具有秩序，但不再是過去的秩序。宇宙只有唯一真神，他的名字叫蒸汽，而他的使者則是馬爾薩斯、麥克庫洛赫和所有的機器使用者。

不管是持18世紀不可知論的偏激知識分子，或是為中產階級代言的自學成才的學者和作家，都不應當掩飾下列事實：絕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只顧忙於賺錢，以致無暇關心一切與賺錢無涉的事。他們贊賞他們的知識分子，甚至如科布登一樣，在他們還沒成為特別成功的實業家時便是如此，只要這些知識分子能回避掉不講究實際和過於深奧的思想，因為他們本身就是缺乏教育、講究實際的人，這使他們懷疑一切超出經驗太遠的事情。科學家巴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向他們提議自己的科學方法，但卻徒勞無功。科爾爵士（Sir Henry Cole）是工業設計、技術教育和交通運輸合理化的先驅者，他在英女王的日耳曼裔丈夫難以估量的幫助下，為中產階級豎立起最光輝的紀念碑：1851年的世界博覽會。但是，由於愛好官僚政治和愛管閑事，他被迫退出公眾生活。官僚政治，像一切的政府幹涉那樣，在無法直接幫助他們獲取利潤時，就為他們所痛恨。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是一位自學成才的煤礦技師，是他把舊式馬車的軌距轉用到鐵路之上——他從未考慮過其他代替品——而不是那位富有想象力、老練精幹且大膽的工程師布魯內爾（Isambard Kingdom Brunel）。在斯邁爾斯所創建的工程師萬神殿中，並沒有布魯內爾的紀念碑，責難的話倒有一句：“以求實謀利的結果來衡量，像斯蒂芬森這類人物，無疑是更可信賴的模仿對象。”[8] 為了培訓以科學為基礎的新興工業技工，哲學派的激進分子，盡其努力地建立了一個“技工講習所”網絡。在這些講習所中，技工們一定得聆聽那些與其目的無關的言論，例如如何清除政治上的災難性錯誤。到了1848年，大多數講習所都行將倒閉，因為大家不認為這種技術教育可以教給英國人（以區別於日耳曼人或法國人）任何有用的知識。有一些聰明、有實踐頭腦，甚至是有教養的制造業財主，一窩蜂地參加新成立的“英國科學促進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各種社團。但是，若認為該協會代表了該階級的規範準則，那就錯了。

這樣的一代人，成長於1805年特拉法加之戰到1851年世界博覽會之間的歲月。他們的前輩，由於成長於有教養而且具理性的地方商人和異端牧師的社會組織中，成長於輝格黨世紀的知識框架中，因此少了一些粗俗之氣。陶業大王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是皇家學會和古董學會的會員，是博爾頓、他的合夥人瓦特，以及化學家兼革命者普裏斯特利共同組成的“新月學會”成員（他的兒子托馬斯做過攝影術實驗，發表過科學論文，資助過詩人柯勒律治）。這位18世紀的制造業大亨，很自然地依照喬治時代建築師的設計去建造他的工廠。這一代人的後繼者，如果不是更有教養，便是更為奢侈揮霍，因為到了19世紀40年代，他們已擁有足夠的金錢，隨意花在仿造豪華宅第、仿哥特式和文藝復興式的市政廳上，以及重建垂直式風格或古典風格的小教堂。但是，在喬治和維多利亞這兩個時代之間，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黑暗時代來臨了。它們的概貌已在狄更斯的《艱難時世》中，有了令人難忘的描述。

虔誠的清教主義，支配著這個淒涼荒蕪的時代：刻板嚴厲、自以為是、愚鈍無知、對倫理道德的沉迷，已到了只有偽君子才配稱為其夥伴的地步。如揚（G. M. Young）所說，“美德正以一道寬廣的無敵戰線，向前推進”，將不貞潔者、弱者、有罪者（即那些既沒有賺到錢，也沒有控制住情感和財政開支的人）踩在泥中，他們只配享有這種境遇，至多也只能企盼得到居上位者的慈悲施舍。在這樣的觀念中，蘊含著一些資本主義的經濟意義。如果小企業家要想變成大企業家，就不得不將大部分利潤用作再投資。在最嚴厲的勞動紀律之下，新的無產大眾被迫屈從於工業的勞動節奏，或者，如果他們拒不接受，就只有等死。即使是在今日，目睹那一代人創造出的景色，仍令人心頭為之戰栗：[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