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國大革命（第2/12頁）

因此，法國大革命是屬於它那個時代的那種革命，而並不僅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種。所以它的起源不應僅在歐洲的一般條件中去尋找，還應當在法國特有的形勢下去尋找。其獨特性或許在國際關系中做了最好的說明。在整個18世紀，法國都是英國的主要國際經濟競爭對手。它的外貿額在1720—1780年間增加了3倍，引起了英國的憂慮；它在某些地區（例如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制度，比英國更具活力。然而法國不是英國那樣的強國，後者的對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由資本主義擴張的利益來決定。法國是歐洲最強大，並在許多方面是舊貴族君主專制中最典型的國家。易言之，法國官方機構和舊制度既得利益集團與新興社會勢力之間的沖突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尖銳。

新興勢力很清楚他們想要什麽。重農學派經濟學家杜爾哥主張有效地開發土地，主張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主張對統一的國家領土實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廢除阻礙國家能源發展的一切限制和社會不平等，以及合理公平的行政和稅收。1774—1776年間，他作為路易十六的首席大臣，曾試圖實行這樣的計劃，但可悲地失敗了，而這場失敗是極具代表性的。這類性質的改革，即使是最溫和的，也與君主獨裁制不相容或不受其歡迎。相反，一旦改革者加強了自己的實力，就會像我們所見到的那樣，他們就會在這時所謂的“開明君主”中被廣泛地鼓吹。但在大多數“開明專制”的國家中，這樣的改革不是行不通，因而只在理論上時興一時，就是無法改變其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質；或者在地方貴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下歸於失敗，使國家淪為相對於從前狀態稍事整頓過的那種樣子。在法國，改革失敗得比其他國家更快，因為既得利益團體的抵制更加有效。但這一失敗的結果對君主制度更具災難性，因為資產階級變革的力量已經非常強大，他們不會無所作為。他們只是把自己的希望從開明君主身上轉到人民或“民族”身上。

不過，這樣的概括還是無法使我們理解，為什麽這場革命會發生在這個時候，以及為什麽它會走上那條引人注目的道路。正因為如此，研究一下所謂“封建反動”是非常有益的，因為它實際上提供了引爆法國火藥庫的火花。

在2 300萬的法國人中，約40萬人組成的貴族無疑是這個國家的“第一階級”，盡管它並非像普魯士或其他國家那樣，絕對不受較低階級的挑戰，但仍然相當穩固。他們享有很大的特權，其中包括一些賦稅的豁免權（但豁免數量不如組織更加嚴密的僧侶階級那麽多），以及收取封建稅捐的權利。在政治上，他們的地位不那麽顯要。君主專制盡管在其性質上仍是貴族的甚至封建性質的，但它盡可能地剝奪了貴族的政治獨立和職責，並削減了他們舊有的代表機構——三級會議（States-General）和高等法院。這一事實持續在高級貴族和長袍貴族（noblesse de robe）中引起怨恨。長袍貴族是後來國王們因各種目的，主要是出於財政和行政目的而冊封的，一個被授予爵位的政府中產階級，只要能通過殘存的法院和三級會議，就能表達貴族和資產階級的雙重不滿。貴族在經濟上的憂慮絕非無關緊要，他們生來就是，並且按傳統一直是武士而不是掙錢的人，貴族甚至被正式禁止經商或從事專門職業。他們依靠其地產收入，或者如果他們屬於享有優惠的少數大貴族和宮廷貴族，則依靠富有的婚姻、宮廷的年金、賞賜和幹薪。但是，有貴族地位之人，其開銷是很大的，並且不斷上漲；而他們的收入卻在下降，因為他們之中很少有人是自己財富的精明管理人，如果他們勉強進行管理的話。通貨膨脹使諸如租金這樣的固定收入，其價值逐漸減少。

因此很自然，貴族們只好利用自己的一項主要資產，即公認的階級特權。在整個18世紀，在法國如同在其他許多國家一樣，他們不斷侵占官職，但專制君主卻寧可讓在專業上稱職、在政治上無害的中產階級人士來擔任這些職務。至18世紀80年代，甚至要有貴族的徽飾才能購買軍隊的委任狀，所有主教都是貴族，甚至管理王室的宮廷管家一職，也大都被他們奪占。由於他們成功地競爭了官職，貴族不但觸怒了中產階級的感情，還通過日益增強的接管地方和中央行政權的趨勢，動搖了國家的基礎。同樣，他們，特別是那些少有其他收入來源的地方鄉紳，為應付其收入日益下降的情形，極盡可能利用手中強大的封建權力，加緊搜刮農民的錢財（或勞役，不過這比較少）。為恢復這類已過時的權力或從現存權力中最大限度地獲取收益，一種專職的、研究封建法的專家（feudist）產生了。其中最傑出的成員巴貝夫（Babeuf），於1796年成為近代史上第一次共產主義暴動的領袖。因而，貴族不僅觸怒了中產階級，而且也觸怒了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