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琦善點個贊（第2/2頁）

琦善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的刑部新來的年輕人。雖然是幹部，但不是領導，上班還得幹活，幹活就容易被老同志們噎著，噎壞了還沒地兒投訴。如前所述，各部首長對本部胥吏都是由衷地尊重，小琦要告他們的狀，那是不懂事。

小琦懂事，小琦不哭，小琦愛學習。他花三百兩銀子，請來一位刑部退休的老同志，咬緊牙關，苦學三年，學到“例案精熟”為止。有品官的地位，則未來有發展的空間，再兼有胥吏的本事，如虎添翼，則前途不可限量矣。為什麽琦善在三十六歲成為兩江總督？這就是答案。

1841年，當英軍兵艦到了天津，琦善臨危受命，去廣州處理“夷務”，在確信打不過對方的情況下，與英方簽訂了《穿鼻草約》。他之所以被稱為“漢奸”，即因這次簽約。然而，照當時的情勢，不簽約，又能如何？不過二十年，有所謂“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不願完全履行條約，結果是圓明園被燒，廣州被占領。或曰，歷史不能假設，二十年前後的事情不能用來互證，那好，且看事實：一年後，清廷雖不承認《穿鼻草約》，卻須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才能停戰。

再看看《南京條約》與《穿鼻草約》條款的比較。前者同意完全割讓香港，開五口通商，後者規定割讓香港，然由中國保留在香港收取關稅的權力；前者賠款二千一百萬元，後者只需補償煙款六百萬元。於是，說到喪權辱國，二者皆然。說到外交利益的得失，則琦善謀國，猶有多者。以此，蔣廷黻才說：“倘與《南京條約》相較，就能斷定《穿鼻草約》是琦善外交的大勝利。”

做出這種判斷，實在不難。然而在當時，在晚清以至其後，出於各種原因，大家都不願為琦善點個贊。僅就當時而言，皇帝事前到底如何授權，事後到底如何卸責，失地賣國的真正罪人到底是誰，就是一樁疑案。雖無確證，但我們從琦善以擅訂和約得罪，革職充軍，不久即赦還，且很快又做回一品大員的事實來分析，可以相信清宣宗並未真把琦善當罪人。

至於當時的輿論與後世的清議，不利於琦善，更易理解。鴉片戰爭後，琦善任陜甘總督，有位下屬叫張集馨，在回憶錄裏這麽說：琦大人“天分絕頂，見事機警”，在刑部辦秋審（死刑復核），有“白面包龍圖”之號。在地方做官，辦案與用人，亦非不徇人情，但必須情理相合，方肯同意，總以“不貽害地方”為原則。也不是不受賄，但必須“公事結實可靠”，方肯收錢，而絕不做買官賣官的勾當。若然，則琦善在有清一代官場，應能獲得中上的評語了。但是，張氏又說，琦善“性氣高傲，不欲下人”，對當時的“名公巨卿”，基本上都瞧不起，不給面子（林則徐應在其列），以此，以名公巨卿領銜的評論界，對他自然是“毀多譽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