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參加“一二·九”以後

文：“一二·九”運動是我一生的轉折點，如果還在孔德，我也許不會走上這樣一條道路。女一中那時是“一二·九”運動的核心，我們的校長叫孫蓀荃注170，是個進步人士，因為她的被捕，女一中才變得非常出名，否則我也不一定會參加遊行。

“一二·九”時我是交通員，一天到晚跑來跑去根本不上課。老師從小講五四運動，講自由平等博愛，我對這些東西印象很深。而且我那個老師的妹妹不是共產黨麽，我說共產黨那麽好，我也找共產黨去，所以我那樣做很自然。後來我要離開家，我媽不讓我走，說你走了以後，你爸爸回來要人，我就沒辦法了。那我也要走。那時候叫抗戰，我要抗戰去。我媽非讓我到我父親那兒再走，我只好帶著我大弟弟到我父親那兒。我們倆人和另外好幾個人一只船走的，就這樣到了南京。

我到南京，我父親就來找我了。他們國民黨正要往九江撤退，巧就巧在他馬上就要上船開走。他就帶著我和我弟弟，跟他們一道坐船到九江。那是夏天，8月份，九江正好發大水。我就跟他們商量，我不敢說別的，就說我要到南昌讀書去，那時候不曉得國家會一下子淪亡。他不讓我走，他說你還小，你一個女孩不能出去，那時候是1937年麽，我16歲還不到。他說社會黑暗，車船店腳衙，無罪也該殺，你懂什麽意思麽？就是推車子的、在船上幹事的、開店的、衙門裏的，都沒有好人。他對舊社會認識很深刻。

我父親用了各種辦法。有一次喝酒以後就打我，但是我不怕，反正他也不會打死我。他還逼我結婚，我當然不幹。以後我就想逃，但無法逃。後來中央軍校準備往南去，開到了武昌，這回我可得了，我們同學會就在武昌，而且還都是我熟悉的人。有一天正好是我過生日，我爸爸去給我買大衣什麽的，我一溜煙就逃了出來，什麽都沒拿。我父親還真有本事，他居然能通過平津同學會打聽到我的去處找到我，把我領到武昌一家不太大的旅館。我就跟他談判，我說：“你說過社會黑暗，我要是墮落了，我就不姓文。謝謝你把我撫養大。現在我就算是你朋友的女兒，再見。”最後他送給我一套軍裝，帶馬褲的那種軍裝，我拿了他三分錢，因為到漢口是要渡江的。我就那麽走了，參加了“首都平津學生救亡宣傳團”注171。

我到湖北黃安後，團裏派了兩個紅軍來接我，一個連長，一個戰士，幫我挑行李，把我送到七嶺坪的紅軍訓練班學習去了。畢業後有的到新四軍了，我又被分配回武漢，到了13軍服務團湯恩伯這兒注172，實際上這個服務團是歸共產黨領導的，團長叫趙石注173，原來是清華大學的。

徐州大會戰注174我們失敗以後，徐州被敵人占領了。占領之前突圍，我們團長讓我跟他們記者一道先走，我就跟著陸怡注175一道突圍，陸怡是《新華日報》非常有名的大記者，後來被劃成了右派。那時我們突圍才有意思呢，5月18號嘛，敵人探照燈照，我和高紫瑜兩人就在麥田裏扒拉著，一點一點地匍匐前進，最後從禹城走到鄭州。鄭州有火車到開封，我就和我們13軍服務團會面了。然後我又先走，回到了武漢。

我從走了再沒有跟我父親聯系過，可是這次徐州突圍以後，實在什麽也沒有了，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他，他寄給我20塊錢。這20塊錢一到我手裏啊，我記得我們團大家在一道，沒有錢就用我這點錢。那時候的人真親近，現在可不那麽近，不那麽好了。

到了武漢，我就碰到劉導生注176，他原來也是北大的，後來是北京市委副書記。本來我已經準備到延安了，因為我在紅軍學習班時的老師是方毅，他原名叫方敬吉，他那時候就在駐武漢辦事處麽。還有彭康呀、鄭維三呀，都是我們紅軍學習班裏的老師，我準備找他們去。結果劉導生說：“到後方去打遊擊吧。”我第二天就跟著他們走了。我坐火車到洛陽，從洛陽過黃河，跟浦安修的弟弟浦通修注177、現在的電影學院的申申——導演成蔭的愛人——一道兒。我和申申當然熟了，她比我大一歲，我們倆太熟悉了，在電話裏都吵架。

我先到了河北南宮(位於邢台市)，又去聊城看望了原來北大的朱仲龍、英循等人，在那裏碰到了郭同震，就是這個郭同震，他害了我的一生。

郭同震原來和陸平(就是後來的北大校長)他們都在北大的東齋住，他不是北大學生，不知怎麽冒個名兒就住在那裏，聽說他老婆是共產黨，死在監獄裏了。那時沙灘的公寓住了很多因為參加“一二·九”運動被開除的學生，他們不少人認識我，那時我就在北大對過兒住嘛。我就和他們一道排戲，排《放下你的鞭子》什麽的，他當時在張瑞芳的那個北平學生移動劇團，我們就這麽認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