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敏感話題 A TOUCHY SUBJECT（第2/5頁）
美國的等級差別是如此復雜和微妙，以至於國外的訪客常常會忽略那些細微的差異，有時甚至意識不到等級制度的存在。就像弗朗西斯·特羅洛普⑤在1832年遊歷美國時描繪的那樣，“平等的神話真是威力無邊”。政府面對這個問題時相當尷尬——成百上千種劃分級別的標準從政府機構出爐，官方卻不承認存在社會等級——所以，國外訪客稍不留意就會忽視等級體系在這個國家的運轉方式。英國小說家和文學批評家瓦爾特·愛倫（Walter Allen）的經歷就是很好的例證。20世紀50年代到美國一所大學教書之前，他曾想象：“美國幾乎不存在等級，就算有，也許不過是為了在不同種族或者源源不斷的移民當中作一些區分吧。”可是，在密歇根州的大瀑布城住了一段時間後，他終於清醒了。在那裏，他見識了新英格蘭的勢利，以及當地人長期以來對古老家族支配的道德與文化權威所表現的順從。
一些美國人滿懷快意地看待20世紀70年代的電視連續劇《燈塔山》（Beacon Hill）的失敗，這是一部有關上流社會的作品，以英國戲劇《樓上，樓下》（Upstairs, Downstairs）為原型。 觀眾堅信並借此安慰自己，這部作品之所以會以悲慘的失敗告終，是因為美國並不存在等級制度，也就是說，根本不可能有人對這類題材的藝術作品感興趣。其實他們錯了。《燈塔山》未能吸引美國觀眾的原因在於，它關注的也許是本地人最不感興趣的一類人——準貴族上層階級。如果故事發生在一個人人都會關注的沖突點上，比如上層階級與中產階級沖突，並抵制後者向上爬的企圖；或者中產階級同仇敵愾地對付低於自己的階級，那麽這種戲劇化表現的效果就會好得多。
如果說外國人經常對美國政府關於社會平等的宣傳信以為真的話，美國公民倒是樂於了解個究竟，即使他們談論這個問題時多少會感到不安。一位敏銳的南方黑人這樣斷言他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朋友：“喬伊是不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排級論等的。”這話讓我們覺得，現實確是如此。就像一位木匠所說：“我討厭說生活中存在著等級差別，只不過，人們跟與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待在一起更舒服。”
他這種用“相似背景”區分等級的方式，盡管確切地說並不科學，但與其他任何試圖把一個等級與另一個等級區別開的方式幾乎毫無二致。不論你與另一個人是在討論公羊隊和四九人隊⑥，還是討論休閑旅行汽車、大屋（the House，即牛津大學的克萊斯特教堂）、“萊奧尼斯大媽”意大利餐廳（Mama Leone’s）、紐約證券交易所大行情板、葡萄園或者瓷器，如果你不覺得有必要對你話中的暗示詳加說明，或者根本無意解釋你的意指，你就很可能在與一位與你等級身份相同的人談話，這一點千真萬確。
本書中，我的理論將主要針對社會等級問題中那些可見到的和可聽到的符號，但我會主要集中在反映一個人行為選擇的符號上，這意味著，我不會考慮種族因素，甚至不考慮宗教或政治因素（除非偶爾論及）。種族的區別顯而易見，卻由不得自己選擇。宗教和政治觀點通常由人選擇，其表現除了偶爾出現在前院的聖龕或汽車保險杆上的小標貼，一般並不外露。面對一個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羅馬天主教徒”還是“自由派”，你也許只能看到手繪的領帶或者蹩腳的滌綸襯衫，聽到“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論”這類話語。
為了弄清楚諸如此類五花八門的信號，我一直依靠感覺和直觀判斷，而非任何可以稱為“合乎科學標準的”方法。正如《高層：形象與現實》（Class:Image and Reality，1980年）的作者阿瑟·馬威克⑦所說的那樣，我深信“等級……，正因為這是一個太過嚴肅的話題，所以不能留給社會科學家們來處理。”
等級尤其應該成為一個嚴肅的美國話題。因為在這裏，我們並沒有一個世襲的頭銜、地位和榮譽的體制可以從容展開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級體系，這個社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會都要變化得更快。並且，幾乎是獨一無二的，美國人會因為在這個社會立足何處的問題而困惑不安。20世紀30年代賦予人們等級身份的種種事物——打高爾夫球穿的白色亞麻布綁腿燈籠褲，鍍鉻的雞尾酒搖晃器，白色滾邊馬甲——說得委婉些，已是明日黃花，不可能在今天起什麽作用了。身處一個速變而非傳統的社會，美國人發現，與大部分歐洲人相比，他們更難於“了解自己立足何處”。而另一樁迫在眉睫的事情——“去行動”，又顯得尤其重要。“我該怎樣做？”紐約市長考克（Koch）曾經大聲追問。他的大多數聽眾都心有戚戚，感覺他恰到好處地提出了一個有代表性的美國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