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藝復興（第2/3頁）

但是，幾個對宗教事務毫無興趣，對教皇或者主教也並不特別痛恨的人，無意中胡亂開了幾炮，卻剛好把這座古老的大廈給弄倒塌了。

來自布拉格的那個“面色蒼白的瘦子”(2)沒能實現的，關於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卻被一群雜七雜八的普通百姓實現了，這些人並沒有什麽宏偉的抱負，只是希望能成為教會虔誠的弟子，誠心行善，安然享天年（最好不要夭折）。

他們來自歐洲的各個角落，代表各行各業，如果有歷史學家點破他們所作所為的真實本意，他們一定會惱羞成怒的。

就以馬可·波羅為例子說一下吧。

我們都知道他是個了不起的旅行家。他說自己見識過許多奇妙的景觀。當他說起金碧輝煌的禦座像塔一般高，還有花崗巖城墻足可以從波羅的海延伸到黑海，直引得那些見慣了西方城市小場面的鄰居們哄堂大笑，並稱他為“百萬金幣馬可”。

對此，馬可·波羅這個小個子也許有些束手無策，但是他的確在歷史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算不上是一個好作家。對文學，他帶著自己的階級和職業所固有的偏見。一個紳士，哪怕是理應擅長復式簿記的威尼斯紳士，也應該揮舞長劍，而不是耍弄鵝毛筆，因此馬可先生不肯改行當作家。但是戰爭使他進了熱那亞的監獄。在獄中，為了消磨難熬的鐵窗生活，他向同牢房的一個貧苦人講起他平生的奇遇，而那貧苦人碰巧是個作家。歐洲人通過這樣一種迂回的方式，了解了世界上很多前所未聞的事情。馬克·波羅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家夥，他固執地認為自己在小亞細亞看到的一座山被一位虔誠的聖徒挪動了約4千米，為的是讓異教徒見識一下“真正的信仰的力量”；他還輕易地相信了當時廣為流傳的無頭人和三腳雞的故事。在過去的1200年間，沒有任何東西像他的遊記那樣動搖過教會的地理學概念。

當然，馬克·波羅自始至終都是教會的虔誠弟子。假如有人把他與差不多同時代的著名的羅傑·培根相提並論，他一定會怒發沖冠。培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科學家，為了對知識的渴求，他付出了被監禁14年和10年不準讀書寫作的代價。

但是兩個人比較起來，波羅的危險性卻大得多。

這是因為在10萬人中，大概只有一個能夠和培根一起追逐天上的彩虹，琢磨那些與當時的神聖思想對立的娓娓動聽的進化理論，而每一個粗通文墨的平民百姓，都能夠從馬克·波羅那裏知道很多《舊約》的作者們壓根就沒想到過的東西。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在世界還沒有獲得一點兒自由之前，僅靠一本書的出版，就能夠引起對《聖經》的權威性的反叛。大眾的啟蒙從來都是數百年辛勤準備的結果。但是探險家、航海家和旅行家們生動明了的敘述，是人人都能夠聽懂的，這確實為懷疑精神的興起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而懷疑精神正是文藝復興後期的一個特征，它使得人們可以說、可以寫一些幾年以前還被宗教法庭所禁止的事情。

以薄伽丘的朋友們離開佛羅倫薩後聽到的第一個奇特故事為例。按照故事(3)所說，所有的宗教體系大體上都是對錯參半。如果真是這樣，既然它們都有對有錯，怎麽能因為那些既無法證實也無法否定的觀點就判處人絞刑呢？

而著名學者洛倫佐·瓦拉所作的探索就更有意思。他死的時候是羅馬教會機構中一位備受尊崇的官員，然而在研究拉丁文的過程中，他確鑿地證明，“君士坦丁大帝曾把羅馬、意大利和其他西部省份送給教皇希爾維斯特”的說法（歷任教皇一直以此為據聲稱自己是整個歐洲至高無上的主人），全然是一個拙劣的騙局，是教廷中一個無名無姓的小官在君士坦丁大帝死後幾百年憑空捏造出來的。

或者我們來看一看更實際的問題。虔誠的基督徒一直小心翼翼地恪守聖奧古斯丁的教導，認為誰相信地球的另一面也有人類存在，誰就看不到耶穌第二次降臨，也就沒有理由生活在世上。而當公元1499年達·伽馬第一次赴印度航行歸來，向大家描述地球彼端那些人口眾多的王國時，這些虔誠的信徒到底是如何看待奧古斯丁的教義呢？

樸素的人們一直以為世界是一個平坦的圓盤，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而當“維多利亞號”(4)環繞地球航行平安歸來，證明《舊約》的地理概念有相當嚴重的錯誤時，他們又該相信什麽呢？

我還要重復一下我在前面說過的話。文藝復興並不是一個自覺地致力於科學的時代，在精神領域也常常令人遺憾地表現出缺乏真正的情趣。在這300年中，一切都被追求美和享樂的欲望支配著。教皇雖然會對一些臣民的邪惡思想怒聲呵斥，但是只要這些反叛者非常健談，而且懂一點繪畫學和建築學的知識，他都會非常樂意邀請他們共進晚餐。而那些熱情鼓吹美德的人，比如薩伏那洛拉，還有那些年輕聰明的不可知論者，則有丟掉性命的危險。在後者攻擊基督教宗旨的詩歌和散文中，暴力的成分遠遠大於良好的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