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之名將（第2/3頁）

又如安史亂時，顏真卿、顏杲卿，皆以文人牽進軍事，而皆卓然有表現。更如張巡守雍丘，雷萬春為將，於城上與寇將令狐潮相聞，弩射其面，中六矢，不動。疑其乃木人，嗣知其非，乃大驚。潮語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軍令矣，然如天道何。”巡告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後轉睢陽，與許遠同守，以一孤城，屏障江淮，保留此下唐代元氣，關系以後一千幾百年來之中國歷史者，甚深且钜。張巡、許遠與雷萬春、南霽雲之徒，雖同以身殉，而廟食江南，迄於余之幼年，猶親祭拜焉。惟新文化運動，乃斥之曰：“禮教吃人。”是亦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也。而明祖文武非兩途之說，亦由此益證其不誤。

又如吳元濟蔡州之亂，李愬平之。史稱其“儉於奉己，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所以成功。凡中國歷史上稱道一武將成功，決不專重在其臨陣打仗上。而韓愈《平淮西碑》，乃多敘裴度事。愬不平，訴碑辭不實。詔磨之，由段文昌重撰。此事極滋後人之譏議。李商隱有《讀韓碑詩》曰：“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王相攀追。”蘇軾詩：“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斯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實東晉淝水之戰，領兵當前線者，乃謝元、謝石。而當時及後世，群推謝安。安與元山墅圍棋，永為歷史上美談。元是安之兄子，石乃安弟。安特舉此兩人。有人說：“安違眾舉親朋也。元必不負舉，才也。”已而果然。中國人意見，文事必先於武力，安內必先於攘外，故政治必先於軍事。漢高祖亦有功臣功狗之喻。裴度與謝安，同是文人，而史臣亦以韓碑意贊裴度。但卻不能說此乃中國人之重文輕武。而如張巡之與雷萬春，尤更顯然。此亦所謂人倫之一端。人倫即天道，何謂文武高下，而又豈昧者之所識乎。又如柳公綽亦文人，亦在蔡州役中有貢獻。此等事全部二十五史到處可覓，姑舉於此，以當一例。

宋代如寇準勸真宗渡河親征，論其情勢功績，亦當上媲謝安、裴度矣。其下如韓琦、範仲淹，皆以文人主邊防。邊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及南宋，如韓世忠之梁夫人，黃天蕩親操桴鼓，又為中國歷史上女子從軍之一例。而嶽飛則與關羽同尊為武聖。史稱“飛覽經史，雅戲投壺，恂恂如諸生”。其所填《滿江紅》詞，到今傳誦。其所書《諸葛出師表》，可睹其筆法之精。而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即此一言，便足不朽，更何論於立德立功，則其人又豈得專以一武人目之。

吳玠兄弟在蜀，只以文人領軍事。玠善讀史，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虞允文采石之捷，劉琦執其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一儒生。”宋祖鑒於五代之弊，重用儒臣，一時若有文武分途之觀念，然儒臣報國，不下於武臣。而武臣修養，亦無遜於文臣。中國文化傳統之精義，賴以重光。至文天祥，亦以文人給軍符，其《正氣歌》，尤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國社雖履，而民族精神，則不墜益張。

明代如於謙之對付也先，王守仁之平宸濠，俞大猷、戚繼光之禦倭寇，皆文人。而功在邦國，輝赫史乘。戚繼光之《紀效新書》，《練兵紀實》，尤為談兵者所遵用。下逮晚清，曾國藩平洪楊，亦取法焉。而尤如袁崇煥之經略關外，盧象升之剿僇流寇，可歌可泣，沁人肺腑。而至於史可法揚州殉難，在中國近代史上，堪與嶽飛、文天祥，齊稱為民族精神之三良。而烏有所謂文武之分途乎？惟敗於政事，不敗於疆場，尤更使讀史者感慨悼念於無已。

中國人尤有一名言，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又與上述廊廟重於疆場之意適相反。非深曉於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有關於軍事觀念政治觀念以及人生哲學之大義深旨者不能曉。非其人，亦不當妄援此語以自恣。曾國藩在晚清，亦以文人參戎務。其討平洪楊，先定一通盤之作戰計劃。治水師、造戰船，自武漢而九江而安慶，沿江東下，卒克金陵。然皆出於其職分與命令之外。清廷遇急需，每有調遣，國藩無不宛轉逃卸，而終不轉變其逐步推進之大方針，攬大江上下遊之權重於一身，而終克有成。若一依君命，則事功成敗，渺不可必。然國藩固非好擅權，好違命。迄其成功，而其身所訓練之湘軍，相率解甲歸田。此下繼剿撚，已早為籌劃安排了淮軍之新起，以終其大任。以一在外疆吏，而統謀全局，中央命令，置之不顧。論其志慮所存，則一切為公不為私。論其部署所定，則一切惟私自專，君命不以厝懷。此之謂文武才德。如國藩，可謂其通文武兼才德而有之矣。此又豈臨陣決勝負之一將之勇之所能望其項背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