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社會主義（第2/4頁）

理學興起，不啻戰國時代儒學之復興，亦即中國社會士之一流品之復興。及南宋朱子，編集《論》、《孟》、《學》、《庸》為《四書》，其重要性乃更超於漢博士所掌之五經而上之。朱熹之以《四書》教，豈不尤勝於韓愈之以古文教？蒙古入主，元代科舉取士，即以朱子《四書》為標準，則《四書》豈不又成為唐代之《文選》？明代王學興起，雖亦重《四書》，但以不應試不出仕為主要為士之標準。雖陽明屢有告誡，但其門下如王龍溪、王心齋之徒，終以不出仕為講學之主要目標。顧、高東林學派，一反其風，主張為士者亦應出仕預聞政治。但明代終亦以東林黨禍亡國。

明遺民如顧亭林、黃梨洲等，皆終身不仕。亭林言：“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之事，肉食者謀之。天下之事，則匹夫有責。”當時明遺民皆以天下為一己大任所在。此下則又有文字獄起。而當時學術界乃始有漢、宋之分。其實當時之漢學，其反宋，即反抗清廷之科舉仍以朱子《四書》取士。故其反宋學，實即為反政府。故吳、皖書院講學，其內心精神，皆為反政府。其風直至清代之末而猶然。

然則中國文化傳統中之所謂士，豈不乃一無產階級而為下層社會之代表，與上層政治雖不顯居反對地位，而始終有其獨立性，決不為政府一附屬品。

自宋以下，士階層中之尤要者，在其仍能推行古代社會通財之共產觀念。即如宋代範仲淹之義莊制度，即其一顯例。範仲淹乃一貧寒之士，其父早卒，其母改嫁，範氏就讀僧寺中。乃其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主要可謂即在其具有通財共產之思想。及其為朝廷之副宰相，遂倡立義莊制。顧亭林言：“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範仲淹之創為義莊制度，豈非即是仁義一表現？此制即推行於此下之氏族中。同氏族中之孤兒寡婦之養與教，皆由義莊公田負其任。

範仲淹創此制，初推行於範、朱兩姓。後乃通行全中國。每一氏族，各有義莊，歷元、明、清三代不衰而益盛。如余家無錫延祥鄉七房橋，錢氏一門七房，而共有義莊三所。余幼孤，讀書蕩口鎮之果育學校，亦華氏一義莊所主辦。義莊非中國宋以後一明顯之社會共產制度而何？

義莊之外，又有會館，亦中國後代社會之一種共產制度。如清代戴震，以一窮舉人入京師，即先寄生於其同鄉會館中。各省士人考進士試赴京師，寒士亦可各住其省府之會館中。如湘鄉曾國藩可為一例。而中國人海外殖民，自明代三保太監下西洋，到處集居經商，亦均設有會館。一窮氓流亡國外，只投身會館中，住宿飲食皆得解決。又可為介紹職業。此非又一通財共產之制而何？

又如清代嘉、道年間，川楚教匪乃及洪楊之亂，皆由地方團練，鄉裏自衛。曾國藩、國荃兄弟，乃以湘軍平洪楊。李鴻章又以淮軍平撚匪，皆地方團練，非政府軍隊。鄉裏自衛，武力之共通亦如其財富產業之共通。中國歷史，遠自古代，即全農皆兵。保衛中央，戍守邊防，亦屬鄉裏自衛之外之部分任務。而地方自衛，乃中國全農皆兵之主要責任。則全國不僅通財，亦復通力。國家夭下，乃如一體。故中國之軍人亦稱軍士，又稱武士，可見其與農、工、商三階層有不同。中國人之所謂大同太平，主要乃由文士武士之通力共財促成之。此皆涵有甚深之政治意味在內。中國古人言經濟，所謂經國濟世，亦不專指商業財富言。

晚清之末，震於外侮。全國地方，奮求自新，而江蘇之南通與無錫兩縣為之首。南通由張謇一人為之倡。張謇乃晚清科舉中一狀元，即中國傳統所謂士之秀者。惟無錫則由全縣平民共同努力，非有其領袖。其先，乃由無錫西北鄉四五商人遊杭州西湖，晚餐於湖濱之樓外樓餐館。餐畢下樓，乞丐數十人，集門外場上討賞。諸人大感動，念無錫本鄉北門外近京滬路各餐館，亦有群丐類此。乃協議在上海設立工廠，俾可招收乞丐為工人，免其行乞。無錫人在上海租界興辦工商業，乃由此肇起。

既得志獲財富，乃返無錫本縣興辦教育，創設私立學校，中學小學皆有。城鄉叠起。余幼年入蕩口果育學校，亦私立。余離大陸前，任教無錫太湖濱之私立江南大學，即由榮家一廠主獨創。余遂得認識榮德生，乃無錫一先興實業巨魁，即上述在西湖樓外樓晚餐人之一。彼亦曾自辦一榮巷中學，余先兄曾於此任教。中日戰爭時，此校已停閉。德生謂大學乃其子事，與彼不相關。彼畢生貢獻於鄉裏者，有七十歲時修築一蠡湖長橋，共長有七十橋洞，橋上可四輛汽車並行。由此橋可自無錫城陸地直通黿頭渚。德生面告余，身後猶得地方人士紀念者，惟賴此橋。中國人之人生觀，即抱有死後傳世之觀念，又抱有一大同共通觀念，其對社會事業之樂於貢獻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