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日本人的人生觀表現在他們的忠、孝、義理、仁、人情等德行規定之中。他們似乎認為，“人的義務的整體”像在地圖上劃分勢力範圍一樣分成若幹領域。用他們的話來說，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義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許多世界組成的。各個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詳細的準則，一個人對其同伴不是把他歸之於一個完整的人格，而是說他“不懂孝”或“不懂義理”等等。他們不像美國人那樣用“不正派”來批評某人，而是明確指出他在哪個領域中行為不當。他們不用“自私”、“冷漠”之類的評語，而是明確指出在哪個特定領域違反準則。他們不訴諸於絕對命令①和金箴②。一個得到贊許的行動總是與該行動所表現的世界相聯系的。一個人“為了孝”而行動時是一種方式，而只是“為了義理”或者“仁的世界”行動時——在西歐人看來——就會完全是另一種方式。甚至各個世界的準則也會隨著其內中情況的變化而可能要求采取很不相同的適當行動。對於主君的“義理”，在主君沒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盡最大的忠誠；受到主君侮辱之後，就可以背叛主君。在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國民對敵人作戰直至最後一兵一卒。天皇一廣播宣布投降，對“忠”的要求就發生了變化，日本人一變而對外來者表現出合作態度。

西方人對此很難理解。根據我們的經驗，人是“按照其本性”而行動的。我們按照老實或不老實，合作或固執來區分綿羊與山羊③。我們把人加以分類後就指望他們的行動始終如一。他們不是慷慨大方，就是吝嗇小氣；不是主動合作，就是疑心深重；不是保守主義者就是自由主義者，兩者必居其一。我們期望每個人既然信仰某種特定的政治思想，就應一貫反對相反的思想意識。根據我們在歐洲戰場的經驗，那裏有“合作派”，④也有抵抗派，但我們不相信合作派分子在勝利後會改變立場。而且，這種估計是正確的。在美國國內政爭中，我們也承認，例如有新政派與反新政派，而且我們斷定，在出現了新局勢時，這兩派也仍然會按其本性而行動。如果某一個人改變立場，比如，非教徒變成天主教徒，“激進派”變成保守主義者等等，這種轉變應當名之曰“轉向”，並應建立起與此相適應的新人格。

當然，西方人這種關於行為完整性的信念未必都能得到證實，但絕對不是幻覺。在大多數文化中，不論是原始的，還是開化的，男男女女都把自身描繪成為某一特定種類的人在行動。如果他們追逐權力，就會以別人服從其意志的程度作為衡量其成敗的尺度。如果他企求受人愛戴，他就應與人接觸，否則就要遭受挫折。他們會想象自己是嚴肅正直的人，或者具有“藝術家氣質”，或者是優秀的家庭成員等等。他們在其性格形成中一般都具有某種“完形、整體性”（Gestalt）⑤，這種“整體性”給人類的生存帶來秩序。

日本人從一種行為轉向另一種行為不會感到心理上的苦痛，這種能力是西方人難以相信的。我們從來沒有體驗過如此走極端的可能性。可是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矛盾——在我們看來，就是矛盾——已深深紮根於他們的人生觀之中，正如同一性紮根於我們的人生觀之中一樣。對西方人來講，特別重要的是，應該認識到，日本人所劃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惡的世界”的。這並不是說日本人不承認有壞行為，而是他們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與惡的力量進行爭鬥的舞台。他們把人生看做是一出戲，在這出戲中，一個“世界”與另一個“世界”，一種行動方針與另一種行動方針，相互之間要求仔細酌量平衡，每個世界和每個行動方針，其本身都是善良的。如果每個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麽每個人都是善良的。如前所述，他們甚至把中國的道德箴言看做是中國人需要那種道德的證明，證明了中國人的劣根性。他們說，日本人完全不需要那種包羅一切的倫理戒律。用前已引用的桑塞姆爵士的話來說，他們“不願意抓住惡的問題”。按照他們的觀點，不從宇宙的高度，也能恰當地說明壞行為。每個人的心靈本來都閃耀著道德的光輝，猶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於磨煉就會生銹。這種“自身的銹”，如他們所說的，像刀上的銹一樣，都不是好東西。因此，人必須像磨刀那樣注意磨礪本性。但即使生了銹，心靈仍在銹的下邊發光，只需加以研磨，使之脫銹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