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七三章 明朝歷史消失的四年（第2/2頁）

經筵正式開始，先前行一系列繁瑣禮節的講官恭敬退下，展書官和侍官隱入殿後。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傑出來講四書中的《大學》，而後是大學士謝遷講經史，這次講的卻是《新唐書》，其中重點提到唐太宗爭位的典故。

對別人來說，不會有太多意外，本來經史就那麽多，既然說到《新唐書》，講唐太宗，難免會提到玄武門之變。

沈溪卻知道，這是在為弘治皇帝提出成祖爭位之事埋下伏筆。

謝遷之後，是焦芳出來講《中庸》，不得不說，在那麽多掛職的翰林院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中，今年已經六十五歲的焦芳屬於才學出類拔萃的那類人，若非他無時無刻削尖了腦袋往上鉆，同時詆南譽北，為很多官員所不喜，他的威望至少會在王鏊和李傑之上。

但問題就是焦芳太懂得迎合上意了，連弘治皇帝都覺得這個人不怎麽靠譜，在建文舊事上連焦芳這個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都沒有通知，他在那兒傻愣愣講中庸之道，自以為精彩絕倫，能得到天子的欣賞。

實際上，按照歷史發展，焦芳的確靠其善於經營而入閣，迎合的卻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和大太監劉瑾，沈溪並不會因此對焦芳有所偏見，因為權力場上很多事情無法用對錯來評價，不能說焦芳隨波逐流迎合了劉瑾，便否定其在學術和為官上的造詣，但對於其“對南方人刻薄”的名聲，心存顧忌，打定主意最好還是敬而遠之。

焦芳之後，是幾位左、右春坊的日講官，他們所講的仍舊為經史子集中的內容，所涉及的大抵是禮部會試和殿試中經常考到的，弘治皇帝一直沒有發問，因為無論是《四書》、《五經》，還是史籍文章，都屬於老生常談，根本沒什麽好問的。

最後一講，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鏊，而他所講的內容，則是因修《大明會典》所衍生出來的本朝史料問題。

當王鏊從洪武年開講，在場便有人察覺有異，尤其是提前收到風聲之人，包括近來被弘治皇帝和壽寧侯兩次提到洪武、永樂舊事的翰林院眾屬官。

當王鏊提到太宗繼太祖之後頒布《教民榜文》時，弘治皇帝的臉色變化了一下，但他沒有打斷王鏊的話，等王鏊將太宗一朝所頒布的典規大致說完之後，弘治皇帝才開始發問。

“為何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之間，朝廷並未頒布典章？”朱祐樘看著王鏊，“王愛卿，你可知曉？”

此時謝遷走出來，跪地進呈一份奏本，道：“回陛下，翰林院主撰《會典》之時，與史料修撰中多有錯漏之處，奏本至內閣，尚未有定論，懇請陛下復閱。”

朱祐樘伸出手對司禮監道：“呈上來。”

在場有大臣雖不明就裏，但都覺得事情有些不太對頭，今天是經筵日，並非朝會，弘治皇帝平日裏不可能會在這種場合“復閱”奏本，就算弘治皇帝本人屬於臨時起意，但謝遷作為內閣大學士卻不可能不知曉這規矩。

在非常注重禮法的經筵上，謝遷居然如此“僭越”，這是想被給事中和禦史彈劾嗎？

此時給事中、禦史那邊卻裝聾作啞，好像並沒有發覺謝遷在經筵上進呈奏本有何不妥之處。

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謝遷上奏是弘治皇帝有意安排，而今日經筵所議之事，也應該與謝遷所進呈的奏本有關，而王鏊恰好講到洪武和永樂朝的舊事，那不用說，問題的關鍵就在那“史料記錄上消失的四年”。

這時候沈溪心中五味雜陳，他本來還希望張鶴齡出來答策問，把他這份奏本給暫時掩蓋過去，可誰料到謝遷的進呈會這麽直接，看劉健和李東陽的態度，這兩位弘治皇帝應該提前通過氣了，否則斷無可能如此淡定。

沈溪心想：“下一步不會就說這是我提出來的吧？”

弘治皇帝裝模作樣，仔細將奏本中內容看過，放下奏本後，微微嘆道：“我太祖皇帝受命於天，開大明千秋萬世之基業，至太宗，四海升平，實乃人間萬象之幸。然洪武末之事，波譎雲詭，卻不知哪位臣工可為朕心頭解惑？”

弘治皇帝說完這話，臉上滿是滄桑之色，似乎亟待有人出來接茬。

因為沒有問具體之人，在場的大臣不愧是儒門中出類拔萃的精英代表，俱都完美地表現出儒家的“中庸之道”……事關重大，只要沒問到我頭上，休想讓我回一句。

就在弘治皇帝面色稍微有變時，壽寧侯張鶴齡從席位上起來，走到正殿中央，朝弘治皇帝下跪行禮，恭敬地道：“回陛下，臣之前偶翻史書，略有心得，或可為陛下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