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5章 藥物效應

楊銳提前了半個小時，抵達了阿斯特拉的辦公區，就在休息室裏靜靜坐著，閱讀自己的文稿。

在大公司裏做講座，是很兩極分化的事，有些時候，某些教授會受到額外的吹捧，有些時候得到的則是特別的嘲諷。

有一個好的頭銜，通常比較容易得到前者。

例如哈佛大學教授，斯坦福大學教授或者劍橋三一學院院士等等，總是更容易令人信服，但並不絕對。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學的教授。由於距離的緣故，矽谷的創業公司經常邀請斯坦福教授去講座，但是，去的人並不一定能得到矽谷人的認同。盡管許多矽谷人都出身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系，但他們嘲諷起來照樣很用力。那些收入豐厚的矽谷人經過多年或數年的摸爬滾打，早已不再是學校裏的模樣，對於斯坦福大學教授的真實實力，也都有了自己的認識。

這種時候，斯坦福大學的教授，並不一定就站在產業前沿。

而且，他們提出的所謂前沿理論，也不一定就能得到產業界的認同。

思科公司的創始人博薩克和蕾娜夫婦，可以算作是產業界通吃的例子，他們是計算機理論方面的大拿，而且做出了超一流的實踐，其所創造的路由器，為網絡技術的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但是仔細考察一下兩人的身份，就可以知道他們做到這一切並不容易。博薩克是斯坦福計算機系的計算機中心主任，而桑迪蕾娜是商學院的計算機中心的負責人，在矽谷發育不全的年代裏，他們基本屬於理論界的第一流學者了。

給阿斯特拉做講座，同樣不是輕松的事。

對這樣的大型制藥公司，並不能單純的視之為產業界的水平。這種級數的公司裏，也是藏龍臥虎的。

當然，原生的制藥公司研究員在楊銳這樣的學者面前，是沒有存在感的，他們屬於科研鄙視鏈的最下層，不管是好學生還是差學生，不管是本科生還是博士生，如果畢業就進入制藥公司，基本不會在科學前沿有所建樹。

即使有些特殊事例，通常也不是為主流所承認的科學家。

制藥公司的目標是為已知的靶點尋找化合物，放在G蛋白偶聯受體領域，制藥公司的學者的主要工作，是在前沿科學家做了系統性的研究之後，再撿系統性研究中的某一個靶點，作為研究對象，可以說，產業界的研究員連二線科學家都算不上，只能稱作是三線，所謂的成果轉化者而已。

但是，像是阿斯特拉這樣的公司，除了原生的制藥公司研究員，免不了還有一線二線轉來的研究者的，一些厲害的公司，甚至能招募到諾貝爾獎獲得者。

2008的諾貝爾生物學獎就頒給了拉爾德·豪森，他因為研究導致宮頸癌的人乳頭瘤狀病毒而獲獎，其與阿斯利康的關系密切，可以看做三分之一個阿斯利康人。

這一次的諾獎，也是楊銳所知的最被懷疑的諾貝爾獎舞弊案——雖然沒有得到確鑿的證據，但阿斯利康制藥公司確實在此屆諾獎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阿斯利康的一名董事就是諾獎委員，並在獲獎以前，收購了一家公司，該公司開發HPV疫苗的關鍵組分，並將為此收取巨額的專利費。

除此以外，負責遴選諾獎候選者的五人委員會主席，在06年擔任了阿斯利康的收費顧問，負責投票的五十人委員會中的成員之一，同樣以顧問的名義拿了阿斯利康的錢。

阿斯利康還在此之前的幾年時間裏，贊助了諾獎委員會的兩家機構和下屬推廣部門，除此以外，幾名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成員，承認受到邀請，由中方付費前往中國，向中國官員介紹各項候選人是如何選定的——那是05年以後的事了，說明當時的中國已經有了對諾獎的窺視之心，或者，只是阿斯利康利用了中國這個平台。

總而言之，大型制藥公司就像是大型軍工企業，或者大型的能源企業一樣，都是具有巨大能量的有機體，他們能夠在世界事務中發揮出的作用，比大多數的亞非拉小國家政府還要強。

但是，大型制藥公司同樣是復雜的矛盾綜合體，它們都有幾十上百年的歷史，創始人已去，剩下的職業經理人與股東們都很難找出一家獨大者，並不是一名董事或者董事長，就能確鑿的決定某件大事的。

楊銳更需要來證明自己的實力，才好搭上順風車。

諾貝爾獎面前，人人平等，除了瑞典。

“楊銳先生，時間到了。”普利策來到休息室，聲音平和的說了一句。

楊銳穩穩的站了起來，笑了一下，問：“來的人多嗎？”

“大約有60人左右。”普利策說著解釋道：“瑞典是一個人口偏少的國家，很少會像是中國那樣，一下子聚集很多人。”